作者： 黎小葵
日本政府曾解禁了30年前的25冊“外交文書”，內中包括中共前總書記胡耀邦與時任日本首相中曾根康弘的會談記錄。談話記錄最為直觀地顯示，胡耀邦最終被罷免中共總書記，和其未能處理好和元老集團的關係，從而最終失寵于鄧小平有關。
1986年11月8日，日本首相中曾根康弘訪華。在北京人民大會堂舉行的會談中，談到1987年中共將召開十三大，胡耀邦說：“隆重舉行黨大會很重要，該解決的是新老交替問題。幅度之大也許超出想象，但預定要大幅調整。重用中青年幹部，讓老一代退休。”
日本對這一打上了“極密”標籤的外交文書註明：“中方強烈要求不要公開這段話”。 在會談當天舉行的歡迎晚宴上，胡耀邦向來訪的日本首相談到他迫切期望中共領導層儘快實現年輕化，他說：“至少想讓4個年輕人進入黨中央領導層。”他還說出了後來進入政治局常委的胡啟立、王兆國等7、8人的名字，並說這些人中“至少有兩人進入領導層”。
第二天的11月9日，鄧小平與中曾根康弘會談。鄧對客人說起中共領導層年輕化與黨和國家活力的關係，鄧說：“需要15年，不是我能實現的，也不是胡耀邦和趙紫陽（時任中共總理）能實現的。”時年82歲的鄧小平，當時是中共中央顧問委員會主任。 而在1984年鄧小平與訪華的中曾根康宏的會談中，鄧小平對胡耀邦和趙紫陽的評價曾是：“現在，天塌下來也有這兩人頂住。”在中國改革的80年代，鄧小平與胡耀邦、趙紫陽曾被外界視為中國改革黃金組合，鄧對胡趙頗為信任和倚重。
北京政治分析人士指，仔細揣摩上述所引胡鄧對中曾根康宏的談話，兩相比較即可看出，儘管在對待中共元老何時退休和解決官員終身制問題上，胡鄧兩人的目標是一致的，即兩人都傾向廢除終身制，給年輕人騰出位置來；但是在對目標實現的步調和節奏的拿捏方面，胡耀邦持激進看法，而政治上更為老辣成熟的鄧則傾向於緩行。鄧敏銳地感知到了阻力。 文革十年，中共大批黨政軍高官事實上被打倒或者被迫“靠邊站”。文革后中共抓捕了“四人幫”，結束了毛澤東的文革路線，鄧小平、陳雲等元老重回政壇。隨後，中共通過平反冤假錯案，使大批被打倒和遭到邊緣化的老幹部們復出參加工作。
分析人士稱，而權力位置就那麼多，照顧各方利益，這就要調和新老官員。鄧小平想出來的辦法是成立中共中央顧問委員會，安置元老，從而在中央委員會和政治局給年輕人騰出位子。1982年，在中顧委第一次全體會議上的講話中，鄧指出，“我們都是老上級、老領導，牌子大、牌子硬啊，比中央委員會的成員牌子硬啊”，“中顧委委員可以列席中央全會，顧委副主任可以列席政治局會議，必要時顧委常委也可以列席政治局會議。這就是說，中顧委副主任和常務委員在我們黨的生活中的格，是相當於中央政治局委員”。
對於中顧委存在的時間，或者更直白地說對於政治老人們何時退出政治舞台，鄧在講話中談到，“可以設想，再經過十年，最多不要超過十五年，取消這個顧問委員會。十年、兩屆還是需要的，一屆恐怕不好，太急促了。顧問委員會今天剛成立，就宣布準備將來取消，這就明確了這個組織的過渡性。我們尊重生活和歷史的辯證法”。
鄧並稱，“現在著手來解決，採取顧問委員會這種過渡的形式，比較合乎我們的實際情況，比較穩妥，比較順當”。 而比照胡耀邦和中曾根康弘的談話，日本共同社《中國觀察》周刊前總編輯坂井臣之助說：“很顯然，1984年到1986年期間，鄧小平與胡耀邦的關係已發生變化，我想胡耀邦推進中共領導層年輕化的目標得罪了陳雲、王震等長老，使得鄧小平在與陳雲等長老做政治交易的過程中，胡耀邦成為犧牲品，最終成為他後來下台的真正原因之一”。
分析人士總結說，胡耀邦急於推進官員年輕化，觸犯了元老們的政治既得利益，元老們攤牌，鄧小平在政治風向已經不利於胡耀邦的情形下不得不做出了最後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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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多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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