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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親九十
父親今年九十了，耳不聾，眼不花，精氣神十足，廣場溜達時，偶爾還會跟著秧歌隊扭幾圈大秧歌，聚會時經不住眾人起鬨，就亮開嗓子唱一段陝北民歌。
但爺爺還不到三十歲時就病故了。所以我覺得，壽命與基因關係不大。
爺爺死時，父親只有12歲，下面還有三個妹妹，最大的7歲，最小的1歲，奶奶雖年輕，但長著”三寸金蓮”的小腳，無法下地幹活，也算不上利索女人，父親一下子就擔起了養活全家的責任。當時村裡已搞過土改，家裡有幾畝地，父親天生能吃苦，腦瓜也靈，人又實誠，沒幾年就成為遠近有名的好莊稼漢，熬了個好威信，到結婚年齡，家雖窮，還是娶到了來自殷實人家的母親。外祖父看重的是父親的人品。
當時的農村，孤兒寡母免不了受人欺負，特別是同家族人的欺負。爺爺死後不久，家族的幾位長者就逼著奶奶改嫁，但奶奶放心不下幾個孩子，沒有立馬順從。直到母親過了門、大姑和二姑出嫁后，奶奶才帶著三姑改嫁到五十華裡外的綏德農村。之後，父親每年正月去看一次奶奶，我小時候走的最長路就是跟隨父親去看奶奶時走的那條路，那是一條從吳堡縣出發、穿過佳縣、再進入綏德縣的山路，中間要爬幾次山，我走累了，就得父親背著。
父親16歲那年，共產黨的軍隊攻打國民黨佔據的榆林城，久攻不下，需要農民工到前線抬擔架，村裡分配到三個名額。即便抬擔架，畢竟要在槍林彈雨中奔跑，還是有生命危險的。按理說，父親是”獨子”，這事攤不到他頭上，但村委會偏偏派他上前線抬擔架。當時的村主任是父親沒出五服關係的爺爺，也是那個逼著奶奶改嫁的人。父親的外祖父可憐自己的外孫，怕他丟了命，七湊八湊借了6塊銀元交給政府，把父親贖回來。
農村人起名，同一輩分人的名字有一個相同的字，這樣，從名字就可以知道一個人的輩分和族人的長幼排序。父親是他那一輩中，惟一無法從名字讀出輩分的人。原因是，辛庄村張姓家族沒有固定的輩分譜，通常是年齡最長的起名后，其他同輩的人跟隨。父親是他那一輩中最年長的男性，他給自己起名”福元”，但沒有人跟隨”福”字起名，他之後的同輩人都用了”建”字。到我這輩，我是最年長的，我給自己起名”維迎”后，其他同輩人的名字多從”維”字了。父親說，我比他有出息。
但不知為什麼，父親小的時候，村裡的外姓人不欺負他。不僅不欺負，而且還關照，所以他的異姓朋友很多。父親的朋友圈，也影響到我小時候的交友。我的小朋友中，異姓孩子多於同姓孩子。
02
父親是一個有領導才能的人，在村裡也有很高的威信，人緣好。合作化一開始，他就出任村幹部，擔任過生產隊隊長，生產大隊隊長，大隊黨支部副書記，村黨支部書記等職務。村裡人對他的評價是：務實，不貪，辦事公道，敢承擔責任。
父親擔任生產隊隊長時，隊里曾偷偷開過瓜園，種了些西瓜和甜瓜到集市上賣，給隊里搞點副業收入。說”偷偷”，是因為按照上面的說法，這是搞”資本主義”，不被允許。我曾隨父親照看瓜園，晚上睡在庵子里，每當此時，我可以大飽口福，但父親只允許我吃熟過火或被野兔、松鼠糟蹋過的，也就是沒法賣出去的瓜。遺憾的是，瓜園也就開了兩年，到第三年，公社來的幹部把瓜苗拔了，只好再種晚作物。秋收的時候，隊里會搞承包，也就是把莊稼包給個人收割，按畝記工分（類似計件工資），這樣不至於把莊稼爛在地里。這事上面的態度是睜一隻眼閉一隻眼，不提倡，也不禁止。
隊里有個社員霍常金，是有名的石匠，但不安心干農活，喜歡做點投機倒把的事。他老婆是個巫婆，有病在延安治療，他向一些村民借了些布票去延安偷偷倒賣，賺點路費，走時也沒有請假（請假肯定不批准），生產隊就把他的口糧扣下。夏天他回到村裡，家裡沒一粒糧食，隊里有餘糧，父親決定把口糧分給他，但遭到了大隊黨支部書記王世招的阻攔。隊長要給分，支書不讓分。在雙方爭吵不休的時候，霍常金就把已經裝好的一袋子糧食扛走了。支書曾是吃國庫糧的幹部，原則性強，就打電話給公社書記，說霍常金盜竊倉庫。公社馬上就安排了批判大會，但他沒有到場，另一個批判對象逃跑了，會沒開成。公社副書記專門來到村裡調查此事，在我們家吃飯。父親說：霍常金外出不請假、借布票倒賣，這都是事實，但說他盜竊倉庫，不對。應該分給他的口糧不給他，又要他下地幹活，他沒辦法，只能如此；是人總得吃飯，否則會餓死，你們要批判就批判我，不要批判霍常金。公社副書記聽了父親話，不僅沒有批判霍常金，反倒訓斥了大隊支書：”如果餓死人，你們誰負責？”類似的衝突，父親和支書之間發生過多次，其原因，用父親現在的話說，是”他左我右”。
但在我的印象中，父親和王世招的私交還是不錯的。”文革”開始后，王世招成了村裡的頭號”走資派”，村裡很多人站出來批鬥他，有仇的報仇，有氣的出氣，很快就把他趕下台。但無論會上還是會下，父親從始到終沒說一句話。王世招比父親大一歲，48歲病逝。病逝的前幾天，父親專程從幾十裡外的工地跑回來看他，倆人聊了很長時間，依依惜別。我高中畢業回鄉務農期間，王世招的兒子擔任大隊黨支部副書記，對我很關照。可惜，他後來因車禍身亡，死的時候也是48歲。
1972年，霍常金從縣引水渠工程承包了一段工程，大概是念及父親曾經對他的好，允許我暑假期間在他的工地打工。我打工一個月，賺了52元錢，中秋節那天，霍常金冒雨把工錢送到我家。那年我13歲，正在上初中一年級。
1969年，父親被選為大隊革委會主任，但他執意要去一百裡外的國防公路（現307國道）工程跟工。他想去跟工，一是工程上能吃飽飯，二是也可以給家裡人省下點口糧。工程以公社為單位組織施工，全公社工隊為一個營，下設三個連。父親去后第一天壘灶台，第二天被任命為二連二排排長，第三天又被任命為二連連長。當連長活輕，每頓九兩玉米面蒸的圪梁（長條窩窩頭）吃不完，父親就把剩下的晾乾保存起來，回來時帶給家裡人吃。所以，父親每回家一趟，我就可以飽食幾天。
父親所在工程的主要工作是鑿石開路，每次上百米的路段20多個炮眼同時炸裂，工傷事故時有發生。父親出發前，母親哭了，怕再也見不到父親了。父親說，這是母親為他哭過的唯一一次。同村去的另一位社員王居升，有文化，曾在西安工作過，擔任三連連長，一次放炮炸石，一塊拳頭大的風化石砸在他的臉上。父親送他去醫院搶救，他的命保住了，但鼻子沒有保住，政府給他在縣醫院安排了個炊事員的工作，後來又安排在鄉衛生所賣葯，算是對他失去鼻子的補償。王居升的兒子現在是西安有名的外科醫生，他學醫與他父親有關。
我讀高中時，父親是大隊黨支部副書記，村裡的插隊知青就是父親去縣城接來的，他對他們的生活做了精心安排，還經常請他們到家裡吃飯，知青們現在還念叨他的好。
我高中即將畢業回鄉時，村黨支部換屆選舉，父親被選下去了。有人說父親落選是因為我要回來了，這屬於農村政治學。公社書記說，這個人大隊不用，公社用，就安排父親到縣黃河引水上塬工程領工。直到我上大學的頭兩年，父親一直在工程上。我第一次暑假回家，中途下車先到工程總部所在地看望父親，發現他在那裡生活得像個公社幹部。
人民公社解體后，生產隊沒有了，父親準備撿起他的老手藝——彈棉花。我小時候見過父親用”梳棉弓”彈棉花。文革初期，父親和他四舅及另一個人合夥買了一台梳棉機，在離我們村25華里的佳縣螅鎮鎮上租了一孔窯洞，每到趕集的時候就去鎮上彈棉花。每次干兩天活，每人可以賺到三四塊錢，這在當時算一筆不小的收入。可惜好景不長，後來開展”割資本主義尾巴”運動，他們的生意就做不成了。1980年，我暑期回家，發現父親把那台梳棉機從鎮上搬回家了，他高興地對我說，包產到戶了，又可以彈棉花賺錢了。但父親的預測完全錯了。沒過多久，村裡人都開始買衣服穿了，沒有人紡紗織布了，連棉花也沒有人種了，他的老手藝也就廢了。
1993年，父親62歲時被選為村黨支部書記，我當時還在牛津讀書。當村支書三年，他為村裡幹了兩件事，一是打了一口水井，解決了村民生活用水問題；二是給村裡拉上了電，解決了村民的照明和電氣化問題。村裡通電后，石磨和碾子都不用了。拉電的錢是我向幾位朋友籌集的，但有幾個村民說不拉電，要分錢，父親不許，還鬧了不小的矛盾。
1996年換屆時，父親又高票當選，但他堅決不幹了，讓給了得票第二的人。
父親不幹了，也是我的堅持。為拉電的事，他差點被人打。我不想讓他再受別人的氣。農村是一個很複雜的社會，有老實本分的人，也有流氓無賴。沒有能力的玩不轉，有能力但心地善良的人只能自己吃虧。父親屬於后一類。
父親當村幹部期間，沒有沾過公家的便宜，倒是為招待下鄉的幹部貼過不少頓飯。人民公社時期返銷糧、救濟款的分配，我們家總是排在同類家庭的最後。
但80歲之後，倒有機會得點好處了。父親是49年之前入黨的老黨員，現在每年能拿到一萬多元的”老黨員生活費補助”（包括節假日慰問費）。全村（及全鄉）有這種資格的只有兩人。父親很滿意，說差不多夠他的酒錢。父親每晚睡覺前自斟自酌二兩白酒，多不喝，少不行，很有原則。
父親是個樂觀的人。2009年和2016年動過兩次手術，手術前躺在手術台上，他還和大夫開玩笑，手術后麻醉一過，他又和大夫說說笑笑。大夫說，很少見到這麼開朗的病人。
03
父親從小喜歡栽樹。父親說，全村就兩個人愛栽樹，他是其中一個。當然，合作化之後，樹只能栽在屋前屋后，或不適合耕種的溝溝窪窪，那屬於無用的”公共荒地”，誰栽樹歸誰所有。我曾問父親：為什麼其他人不栽樹，就你喜歡栽樹？父親說，樹是需要人伺候的，我勤快。
我很小的時候，父親就領著我認樹，”這棵樹是咱家的”，”那是別人家的”。村裡有一小溝，一大溝，成丁字形交匯。小溝就在我家窯洞坡下，溝里的樹大部分是父親栽的。大溝里的樹也有不少是我家的。1971年生產大隊在大溝上游打壩堰，一下子就掩埋了我家20多棵還沒有成材的樹。那時候，沒有什麼賠償。
父親栽的樹對我家的生活和我本人的成長有著特殊的意義。家裡人多、勞力少，每年下來都要欠生產隊大幾十塊的糧錢，不是賣糧就是賣樹。賣樹的錢也是家裡日常開支和我上學用錢的重要來源。當時，一棵樹大致能賣二、三十元，最高的賣過40元。有一次父親外出，村裡來了買樹的，母親就自作主張賣了一棵。父親回來后說，賣便宜了，母親難過了好幾天。
每賣掉一棵成材的樹，父親就在原來的地方再栽一小棵。當然，這是指水桐樹。柳樹不同。柳樹樹榦上長十幾根椽子，有首陝北民歌中唱道”青楊柳樹十八根椽，心裡頭有話開口難”，”十八根椽”就是這個意思。椽子是箍窯頂的好材料，也可以做門窗格。父親賣柳樹，只賣椽子不賣樹榦，這樣賣了一茬，過幾年又長出一茬，可以繼續賣，就像從銀行取利息一樣。
1980年家裡修了三孔新窯，做門窗用的木材全部來自父親栽的樹。
除了木材樹，父親也栽果樹。我上小學時暑假的大部分時間，都在自家的杏樹和紅果樹下度過，這讓我至今對杏和紅果有特別的偏好。我曾挑著杏（或紅果）到鄰村賣過，但由於害羞，不願喊叫，不是很成功。
家裡的紅果樹在一個比較偏僻的犄角旮旯，果實快成熟的季節，需要有人照看，一是防止松鼠糟蹋，二是防止人偷摘。但我做得也不成功。我中午回家吃飯，飯後再回到果樹下時，總會發現果子不是被人偷過，就是被松鼠啃過。學過博弈論后我明白，這種情況下我應該用”混合戰略”，即隨機監督，讓想偷果子的人不知道我什麼時候會出現，但我當時用的是”純戰略”。我以為我在監督別人，其實是別人在監督我。現在一些政府監管部門犯著我當年一樣的錯誤，所以監督難以達到預期效果。
父親對自己的樹有著很深的感情。前幾年他和一位鄰居發生了糾紛，因為一棵榆樹的產權歸屬問題。父親對此一直耿耿於懷，我每次回家看他，他總要跟我嘮叨這事。我說，爸呀，這樹也不值幾個錢，他說是他的就讓他拿走吧。父親很惱火，說這不是錢的問題。我相信父親說的是實話。去年村裡搞填溝工程，小溝里的樹都得砍掉，其中多一半是我家的。村主任電話里和父親商量補償問題，父親說不要補償，你們把砍下的樹堆放整齊就行了。村主任辦事心急，用鏟土機把樹鏟得亂七八糟，把我家的樹和別人家的混在一起，父親就當作笑話給我講。
當然，父親不在意補償，也與樹木現在不值錢有關。自上世紀90年代后，農村人用木材，多選擇進口的加拿大木材，質量好價格又低；本地木材賣得價格，連人工砍伐和運輸成本也難以支付。不獨木材樹，果樹也一樣。上世紀80年代中期，父親栽了一大片蘋果林，他信心滿滿地說，等掛果之後每年可以有不少收入，沒想到，掛果后沒幾年，果子根本賣不出去，沒人照看也不要擔心誰會偷。看到紅紅的蘋果爛得滿地，父親也懶得再打理了。去年村裡平整土地，推土機轟隆隆把一大片果樹連根拔掉了。
04
父親小時候沒有機會上學，自己的名字能認得但寫不出。父親曾對我說，如果自己稍微識幾個字，憑能力，十有八九吃公家飯了。我說，爸啊，如果你吃了公家飯，我肯定不是你的兒子了。
不識字被人低看，父親一直難以釋懷。有次到集鎮上賣糧，對方知道他沒文化，給少算了幾毛錢，父親說你算錯了，對方說沒錯，父親堅持說錯了，僵持了半天，對方最後不得不承認確實算錯了。從此之後，這個收糧人再沒有算錯父親的糧錢。
父親對我上學寄予厚望。記得三四歲的時候，我發現家裡柜子里有一支墨水筆，就拿出來玩。父親看到后厲聲斥責道，這是為你以後上學準備的，現在不能玩，玩壞了以後上學就不能用了。大概在1964年”四清”期間，有天晚上我在睡夢裡聽到父親對母親說，今晚會上我把水筆的事說了，明天就交了吧。後來我知道，原來，生產隊曾買了幾支筆，每個隊幹部一支，父親當時是保管，雖然不識字，也分到一支，想留著我上學時用。運動來了，父親擔心這屬於經濟問題，就上交了。
我小時候挨過父親不少打，其中兩次與上學有關，我至今記憶猶新。第一次是我到上學年齡，第二天就要報名，我哭著喊著說不去上學，父親很生氣。當時我坐在門欄上，面朝里，父親在門外，一腳就把我踢到三米遠的後腳地。第二天我就乖乖報名上學了。
另一次是我小學一年級的下學期，父親買回幾種不同的菜籽，包括白菜籽和蘿蔔籽，裝在不同的小白布袋裡。白菜籽和蘿蔔籽肉眼看上去區別不大，為了避免下種時搞錯，須在布袋上寫上菜籽的名字。這樣的事過去他是找識字的叔叔做，但現在自己的兒子上學了，他覺得應該由兒子寫。他也想看看兒子上學是不是學到了點真本事。吳堡話”白”發音類似”撇”(pie)，如白菜叫”撇菜”，白面叫”撇面”，瞪白眼叫”瞪撇眼”，等等。父親要我在一個袋子上寫”pie cai”，我說，爸爸，pie cai就是白菜吧，我會寫”白菜”，不會寫pie cai。父親很生氣，說”什麼白菜，pie cai 就是pie cai。你這一年學給老子白上了。”說著就打了我一巴掌，把我打哭了。第二天，小學老師告訴父親我是對的，pie cai 就是白菜。父親向我道了歉。從此後，父親就比較相信我說的了。
開學需要報名費，母親總是催父親早點準備，但父親從來都是不慌不忙，直到報名的前一天晚上才去借錢。我不知道父親是胸有成竹，還是一籌莫展。倒是從來沒有誤事。
父親沒文化，但記性好，喜歡給我講故事。當然，他講的故事都全是從別處聽來的，有些故事講過多遍，基本上都是”好人有好報，壞人跑不掉”之類的。但有一個故事比較特別，好像是在去探望奶奶的路上講的，讓我實在忘不了。故事情節大致如下：
很久很久之前，有位老父親送兒子到山裡拜師學藝。學徒期是三年，中間不能回家。老父親把兒子交給師傅后，就走了。老父親走後，師傅把徒弟領到一個湖邊，告訴徒弟：從今以後，你每天要做的事就是趴在湖邊對著湖水吹，吹上三年，湖水能翻過來的時候，你就算學成了。徒弟信以為真，每天一大早起來，就老老實實按師傅說的做。但一年半過去了，看到湖水還絲紋不動，徒弟泄氣了，不辭而別。
兒子回到家裡，老父親非常生氣，說你真是個沒出息的東西，學徒期還不滿就跑回來，這算怎麼回事啊！兒子也很沮喪，閉著眼睛長嘆了一口氣，就再聽不到屋裡有任何動靜了。睜開眼睛一看，發現父親不見了。他一聲嘆息，就把老父親不知吹到哪裡去了。
我相信，父親給我講這個故事的時候，他自己並沒有理解其中的含義。我當時聽了，也就咯咯一笑，好玩而已。但牛津大學畢業后，我開始悟出了這個故事包含的哲理。到北大當老師后，我經常給學生講這個故事（好多年不再講了），我想告訴他們的是：功夫是不知不覺中練出來的。讀書、做學問，就像這個徒弟吹湖，需要信念，需要耐心，持之以恆，功到自然成，不要急功近利，不能每天都想著有看得見的效果。
自上研究生后，我有時反倒慶幸父母不識字。如果他們識字的話，一定會看到我寫的文章，免不了為我擔心，會告誡我這不能寫，那不能寫。這樣的話，為了不讓他們為我提心弔膽，我寫文章時就會謹小慎微，鋒芒全無。但隨著新的通訊技術的使用，這個文盲屏障現在不完全有效了。
三年前的一天早晨，我還沒有起床，突然接到父親的電話。父親很少主動給我打電話，除非有特別的事情。父親在電話里說，聽說有人把我告了，他一整夜都沒有睡著。
原來，在北大國發院召開的有關網約車管理政策的研討會上，我做了個發言，批評了有關部門和計程車公司維護既得利益的傾向。隨後，三十多家計程車公司聯名給北京大學領導寫了告狀信，我一笑了之，北大領導也沒作任何反應。但告狀信被放在網上，我姐夫看到了，告訴了父親，父親就緊張起來。我反覆給他解釋我沒事，他還是似信非信，直到我專程回去一趟，見到我確實好好的，父親才放下心來。父親說，你現在不愁吃不愁穿，人家領導不喜歡的東西你就不要寫，千萬不要惹麻煩。
這讓我想起另外一件事。1989年夏天，有人說看到一輛拉犯人的車從綏德路過，我就在車上。這話傳到村裡，傳話人說的活靈活現，父親在焦慮中抽起了煙。在這之前，他從來沒有抽過煙。我小的時候，父親在自家窯前坡地種過煙草，但只是為了賣幾個零花錢，自己捨不得抽。
看到父親這麼大年紀，還要為我操心，我感到有些內疚。我現在倒希望父親是一個文化程度很高的人，這樣，即便我有個三長兩短，被污名化，他也能理解我。
我對父親說：爸，你放心吧！為了你活過一百歲，我不會惹麻煩！
（注：父親生於1931年10月初一，今年90虛歲。本文中其他年齡是周歲。2020年8月17日定稿。本文發表于《榆林日報》2020年11月13日第6版）
我的母親
母親走了，永遠地走了。時間是2008年農曆五月初三下午2點50分，離端午節還有兩天，離她老人家七十三歲生日還有整整半年。母親早走了兩個多小時，沒有讓我見她最後一面。此為我終身遺憾。
母親去世幾天前姐姐與我通電話，說母親已不願意下炕，但病情與之前相比並沒有顯著惡化。姐姐問我什麼時間可以回去一趟，我說學期很快就結束了，結束了我就回去。因為家鄉的窯洞里收不到移動信號，姐姐打電話必須站在院子里，我也就沒有辦法與母親說幾句話。我本以為她還有一段時間的人間生活，一定會等我回去。但她，沒有等。
母親在臨終前也沒有催我回去。只是在她去世的前一天，清晨5點，姐姐打來電話說父親希望我回去一下，我突然預感到母親真的快要走了。因為這一天工作上已經有些安排，晚上還要主持一個重要講座，我問姐姐第二天回去是否可以，姐姐說不急，晚一兩天沒關係。我取消了之後幾天的工作安排，第二天早晨七點開車從北京出發，下午5點到家。一下車，周圍氣氛凝重，弟弟低聲對我說：你回來晚了。我就這樣失去了最疼我愛我的母親。
母親對自己的離去是有預感的。去世幾天前她曾對父親說，看來她熬不過去了，等過幾天老院子的大門修好了，吃了合吉（龍）糕，她就走。她在這個院子里生活了幾十年，含辛茹苦把兒女拉扯大，希望在她即將離開人世的時候，看到修繕一新的大門。她還囑咐父親把土院子用水泥硬化一下，這樣下雨天走起來就不會泥濘。這也是她一貫愛好（美）的表現。
但母親早走了四天，沒有看到新修的大門，沒有等到吃合吉糕。
我不知道母親為什麼走得這麼急，沒有兌現自己的承諾，也沒有留下什麼遺言，但我清楚，她臨終前沒有催我回去見她一面的原因：怕耽誤我的工作。在母親的心目中，沒有什麼事情比她兒子的工作更重要了。她幾次到北京看病，來時就不很情願，來了沒有幾天就嚷著要回去。她的理由很簡單，一是心疼花我的錢，二是怕耽誤我的事。為了安撫她，我常常不得不把很貴的葯說得很便宜。即使這樣，她仍然嘮叨我賺幾個錢也很不容易，不應該在她身上花這麼多。有一次我生氣了，脫口而出：你再嘮叨我就把錢都燒了！母親流淚了，她覺得說這樣的話不吉利。這令我內疚不已。
母親沒有文化，沒有辦法理解我現在做的事情，但她知道我很忙，忙的是”大事”。我無須向她解釋什麼，無論每次回家看她，還是在她北京住院期間去病房探望她，來去匆匆，她看得出來。住院期間每次與她告別時，我說：”媽，我走了”，她總是一句話：你忙你的去吧，不要擔心我。她從來不問我在忙些什麼。即使我一天都沒顧上去病房，她也不會叫我過去。
母親不是不想我。事實上，她非常希望我一直在她的身邊。只要我在她身邊，她的情緒就顯得好些。但她不想耽誤我的事。只是在住院的最後幾天，她有點反常。有一天早晨5點不到，她就讓姐姐打電話要我過去。我趕快起床去病房，她說她很難受，如果不是怕我分心，真想放聲大哭。她說要馬上出院，回村裡去。我哄她說，再治幾天就好了。當天上午9點我有課，8點半與她告別時，她問：你為什麼那麼忙？就不能多待一會嗎？母親的反常給我一種不祥的徵兆。
母親走了，留給我的只有思念。她是一位普普通通的農村女性，目不識丁，但在我們兒女的心目中，她是世界上最偉大的母親。
母親十七歲時與父親結婚，生過八個孩子，其中三個幼年夭折，長大成人的有我們兄弟姐妹五人：姐姐、我、兩個妹妹、一個弟弟。與天下所有的母親一樣，母親愛她的每一個孩子，她把她所有的愛給了我們。
母親沒有自己的事業，她唯一的事業就是兒女。她所做的一切，都是為了兒女。
在那個生活困難的年代，把五個孩子拉扯大本身就不容易。但母親吃苦耐勞，勤儉持家，無論生活多麼艱難，總是想辦法讓兒女吃飽肚子，穿得乾乾淨淨，在人前體體面面。村內老小都誇獎她是一個會過日子的人。
記得在我很小的時候，母親與村裡同齡婦女一起做針線活的時候，喜歡唱當地的山曲，那一曲優美動聽的《蘭花花》我至今還記憶猶新。但自我上小學后，再沒有聽到過母親的歌聲。她不唱了，可能是看到兒子大了有些不好意思，也可能是生活的艱辛使她失去了唱歌的興趣。
為了兒女的成長，母親吃過太多的苦，受了太多的委屈。記得有一年春天，青黃不接，父親因為是黨員不能搞”投機倒把”，解決吃飯問題的責任就落在母親身上。夜深人靜的時候，母親起身離開家，天蒙蒙亮的時候背回了一斗高粱。這一斗高粱是她用還長在地里的小麥青苗從鄰村換來的，比價是1:1.1，即春天借一斗高粱，夏天還一斗一升小麥。她為此爬山下溝，摸黑走了近十華里的路。那是一條到了晚上連男人也不願走的路。
父親在修國防公路和引（黃河）水上塬工程領工期間，母親雖然身體不好，但必須干男人們才幹的苦力。擔水送糞，掏地背莊稼，修梯田打壩堰，沒有她沒做過的農活。家裡人口多勞動力少，為了多掙幾個工分，少欠一些糧錢，母親承包了為生產隊飼養四頭牲口（毛驢）的任務。這四頭毛驢是生產隊最重要的生產工具，耕地、運輸全靠它們，必須精心照料。
農忙季節，母親白天上山幹活，收工后鍘草拌料，夜裡還要起來四五次為牲口添加飼料，睡眠時間很少。我當時不懂事，母親和姐姐沒明沒夜地幹活，而我總是幫著別人家幹活，不管自己家的事情，好像我是母親為別人家生的兒子,但母親從來沒有責備我。父親回家後有時會為此訓斥我，但母親總是護著我。她說，只要別人說我好她就稱心如意。每當想起這些，我心裏就不是滋味。
母親是個心地善良，又熱情好客的人。小時候家裡生活困難，一年難得吃上幾頓白面，但家裡來了客人，母親總是以最好的飯菜招待。所以上面來的幹部派飯時，都喜歡被派到我家。即使因”犯錯誤”被”下放”到村裡的幹部，母親也熱情招待。
1974年村來了十幾個插隊知青，母親覺得他們可憐，逢年過節家裡吃一頓像樣的飯，她總是請他們一起來吃。而且，越是家庭困難的知青，她越疼愛，越照顧。母親入土時，有七個當年的知青驅車幾百里來為她送行。
母親好面子、重名節，請客送禮，從來都做得很大方，生怕別人說自己小氣。她經常掛在嘴邊的一句話是”人活眉眼（臉面）樹活皮，不要眉眼剝樹皮”。為了生計和供兒女上學，家裡不時得向別人借錢，但一旦家裡有欠債，母親就難以入眠，總是催父親儘快想辦法還債。
為了還債，母親曾兩次決定賣掉她結婚時陪嫁過來的舊衣櫃，這是當時家裡唯一值錢的東西。只是因為我和弟弟的阻撓，這個衣櫃才沒有賣成，得以保存至今。第一次，是我的淚水感化了買衣櫃的人，不忍心把它搬走。第二次，是弟弟用擀麵杖趕走了買衣櫃的人。但母親幾次成功地迫使父親賣掉還沒有長大成材的樹木，而只要晚賣兩三年，就能賣出高得多得價格。
母親還變賣了她結婚時戴的一對銀手鐲。那是她唯一的飾物。
從我們一懂事起，母親就教育我們與人為善，做誠實正直的人，不幹偷雞摸狗的事，不要沾別人的便宜，也不能沾公家的便宜。
人民公社吃大鍋飯時期，生產隊的糧食就放在我們家，但母親沒有多吃一粒。所以村裡人都知道，公家的東西放到我們家最安全。”文革”初期村裡亂得沒人管，許多小孩子成群結夥，砍集體的樹木背回家當柴燒，但母親絕不允許自己的孩子干這樣的事情。而當我把自家的蘿蔔和梨拿去喂學校的兔子時，她不僅不責備，而且引以自豪。小學一年級時，當聽說我把揀到的一把裁紙刀交給老師，受到表揚時，母親還專門為我做了一頓好吃的獎勵我。
由於母親的言傳身教，我們兄弟姐妹五人從小就在村內老小中有很好的口碑。我十一歲時就成為全公社的”好人好事標兵”，被挑選出在三級幹部會議上給幾百人講自己的”先進事迹”。
母親心直口快，不會對別人耍心眼，不搬弄是非，不在背地裡說別人的壞話，也不妒忌別人。每當別人家有什麼好消息，她總是很高興。所以村內老小都喜歡她。
母親不記仇，但誰對她有恩，她會牢記一生，有恩必報。
母親目不識丁，但格外敬重讀書人。讀書人中，母親最敬重的是教書的先生。記得小學二年級的時候，語文老師將同班一位同學的惡作劇錯怪於我，打了我一巴掌，有同學將此事告訴了母親，母親說：老師打學生，天經地義！
村裡小學的教師，都受過母親的熱情招待。這並不是因為她想讓老師照顧我們兄弟姐妹。即使在我們都長大成人，村小學里不再有自己的孩子讀書，母親仍然是這樣一如既往地對待老師。在北大校醫院住院時，護士和醫生有時尊稱她”薛老師”，她很不自在，幾次與我提及此事，因為在她心目中，”老師”是非常神聖的稱呼，不可用於她這樣目不識丁的普通人。
母親對我們管教甚嚴，但並不把自己的意志強加于兒女。十七歲我高中畢業后回村務農，同公社一個生產大隊要聘請一位民辦教員，選中了我，每月40元的報酬，這在當時相當於一個公社正式幹部的工資。父母非常想讓我去，除了經濟原因，還怕我干農活太受罪。但我當時一心想著”廣闊天地大有作為”，不願去。對方派人到我家請，父母把鋪蓋也準備好了，還請來人吃了一頓飯，但臨行前，母親見我眼淚汪汪，就對父親講，孩子不想去，就別去了吧。父親也就順了我心愿。但後來看到我在農村受苦時，母親又後悔當時沒有強逼我去教書。
母親為兒女操盡了心，但從不願意兒女為她操心。在我上大學期間，母親有一次去趕集，從拖拉機上摔下來，在炕上躺了兩個多月，但她一直不讓家裡人寫信告訴我。在過去幾年裡，她身體不好，但我打電話問她時，她總是說自己很好，要我別擔心。
五個孩子中，母親對我最疼愛。她對我的偏愛是那麼理直氣壯和不加掩飾，姐姐妹妹弟弟們好像從來就沒有產生過任何妒忌之心。
母親最疼愛我的一個原因是我是家中的長子。母親有著非常濃厚的重男輕女思想，在她心目中，兒子永遠比女兒重要。所以，當我到學齡時，她讓我上學，而比我大兩歲的姐姐則因為要幫助她做家務活、照料妹妹，延緩了學業。小妹妹曾開玩笑說：媽媽總是把最好吃的東西留給兒子，最難做的事情留給女兒。這話一點不假。弟弟與我相差十一歲，當他出生時，我在母親心目中的地位已是牢不可破，之後也一直享受著先出生的優勢。
母親最疼愛我的另一個原因是，從小到大，我的學習成績一直很好，她總是聽到別人誇獎我，覺得我為她爭了臉面，讓她臉上有光。我考試后拿回的獎狀，她總是整整齊齊地貼在牆上。但母親自己從不在別人面前誇獎我，因為在她看來，兒子是別人誇的，不是自己誇的。
小時候我嘴饞，經常會偷吃母親為餵養幼小的妹妹準備的饅頭餅子（當時買不起奶粉），母親即使知道了，也不聞不問，好像這裏面本來就有我的一份。而每次家裡來客人吃飯，母親總是多做一份，讓我陪客人一起吃。所以，我特別喜歡家裡來客人。姐姐和妹妹從來沒有享受過這樣的待遇。
母親是個堅強的人，但為我流過不少眼淚。記得在我上小學的時候，有一天中午放學回家沒有飯吃，母親說，孩子你如果實在太餓，就去自留地摘幾個嫩南瓜，媽給你煮煮吧。摘完南瓜回家的路上，天下起了雨，我滑倒了，一籃子嫩南瓜滿坡亂滾，小腿上被石棱刺了一個兩寸長的口子，流血不止，白生生的骨頭也露了出來。母親哭了，哭得那麼傷心。這個傷疤至今留在我的腿上，成為永久的紀念。
我十三歲那年的暑假，因為生計所迫，母親很不情願地同意我到六十裡外的引水工程打工，乾的活是鑿石放炮，非常危險，常有工傷事故發生。我走時母親淚流滿面，一個月後我平安回來，母親又哭了。她哭，不僅是因為高興，更是因為心疼。
自幼母親就對我充滿信心，對我的前途好像比我自己更有預感。聽說在我兩三歲的時候，村裡來過一位算命先生，一見到我就對母親說，這孩子長大一定有出息，至少當個縣長。算命先生或許只是討好她，但母親卻很當真——或者說很願意當真，一直把這句話記在心上。所以無論家裡生活多麼拮据，她一心供我上學。而且常對我講，我上到哪裡，他們就供到哪裡。
我讀初中時，有一次在去學校的路上，我們一起步行的幾個孩子爬上一輛過路的拖拉機，其他孩子因為有熟人說情，坐上走了，而我被開拖拉機的人拉下來。晚上回家后我傷心地哭了，向母親訴說了自己的委屈。母親說，孩子，別哭，咱不坐拖拉機，以後坐小卧車。
記得考大學那年，母親對我說，你一定能考上。正月十五過後，大學的錄取通知書都發過了，很快大學也開學了，我自己已經徹底絕望，開始上山幹活。母親曾為我上大學時酬人留了一些蘿蔔和軟糜子，我建議賣了，還上欠生產隊的糧錢，但母親就是不賣，說還要為我上大學準備著。後來擴招，我真的收到了西北大學的錄取通知書。母親高興得流淚了。母親是對的。如果沒有母親的預感和耐心，家裡不可能在農曆三月中旬還能招待全村人吃上一頓米糕燴菜。
大學四年期間，每次假期回家，我都用省下的助學金買一袋子白面、一箱子挂面帶回去，希望改善一下父母的生活。但母親總是用來改善我的生活，在我在家期間用各種方式把我帶回來的白面和挂面吃完。
自十九歲那年上大學之後的三十年裡，我與母親在一起的時間很少。但她時時刻刻都在挂念著我。每次回家看父母，我都不敢事先告訴母親。因為告訴了她，她就會幾天幾夜睡不著覺等待著我回來。我到家了，她高興得睡不著。我走後，她又想念得幾天睡不著。為享受見到兒子的快樂，母親以犧牲睡眠為代價。
母親五十歲前，家道貧困，為養育兒女，省吃儉用，吃不上自己想吃的東西。在生命的最後十年，兒女都長大了，本來不愁吃不愁穿，但因為有糖尿病，不能吃她喜歡吃的東西。父親說，母親沒有”吃祿”。
母親脾氣不好，愛著急，當受到不公正對待時，她心裏就會憋著一肚子氣，久而久之，就憋出了病。母親的病，與她的性格有關。
母親活了七十三歲，我沒有給她祝過壽。但我知道，她不會抱怨。
母親在世時，我總覺得自己盡了孝心，但她走了之後，我突然覺得有太多的遺憾。如果當時把手頭的事情推掉，多陪陪她老人家，會少一些遺憾。當然，我知道，如果我那樣做，母親會更加不安。
農曆五月十一上午，按照老家傳統的習俗，母親入土為安了。開春以來，家鄉久旱無雨，土豆和穀子都過了播種季節，因為缺雨，不能下種。但母親剛剛入土，天空烏雲密布，電閃雷鳴，大雨傾盆而下，連降三天，行路也難。
村裡人說，母親積了德，老天爺在為她哭泣！
（初稿於2008年6月8日晚；修改於2008年6月18日晚。全文曾發表于《英才》雜誌2007年第7期，縮寫版曾發表于《中華讀書報》2008年7月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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