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彭小明
習近平也是老三屆下鄉知青，應屬文革知青讀書暗潮的中的一員。文革爆發，習近平僅念完初一，能認讀的漢字不到三千二，國家語委《通用規範漢字表》的六七千漢字大約一半還認不全。他離3700這個最低瓶頸還差大概五百漢字的距離。他不安心在生產隊勞動，偷回北京，結果被再度關押將近半年。在少年管教所里除了朗讀毛主席語錄，背誦公安監管條例，絕無其它閱讀機會。
波瀾壯闊的讀書大潮
在文革回憶錄的文字中，不少作者都不約而同地提到了在那個特殊的年代曾經有一場青少年自發的讀書熱潮。由於地域廣闊又漫無組織，至今還沒有人比較系統地予以總結和梳理。那是一個非常特殊的歷史環境。1949年共產黨建政以後，立刻開始了對意識形態的監控。在不到一年的時間內，全部報刊都收歸國有，在兩三年內，比其他工商業更早地實行了出版業的公私合營國有化。由此禁絕了政治的異議，限制了宗教的傳布。中共中央宣傳部查禁了所有非官方出版物，也禁絕了許多學術著作例如《胡適文存》、《獨秀文存》等著作和非主流文學；但是順隨蘇共的文藝政策，對於中外文學名著還是基本開放的。五十年代可以看到三國、水滸、紅樓夢，但看不到《金瓶梅》《蕩寇志》《粉妝樓》，可以買到莫泊桑、狄更斯、泰戈爾的譯本，但買不到《基督山恩仇記》……到了1963年毛鄧反修高潮，蘇聯意識形態也成為禁區，於是中國的出版界和讀書監控進一步進入寒冰期。大約在毛澤東大講階級鬥爭的1963年開始，學生青少年因讀過一些黨團組織不提倡的書而受到批評處分，被鑒定為思想有問題的情況，各地都有發生。
1966年文革開始，除了頌毛（頌黨頌軍頌英模）歌曲之外，所有的電影戲劇等娛樂活動全線停止，所有的中外文藝作品，包括1949年以後的小說散文，幾乎全部都是「毒草」，或「存在嚴重的思想政治問題」。書店陳列的除了毛語錄和毛詩詞，就是少數馬列經典或魯迅作品。其他都是禁書。在批鬥、抄家、打人、抓人、燒書、搗毀文物的「橫掃一切牛鬼蛇神」時期，全國一片肅殺，萬馬齊喑。
1968年各地城市知青大規模下鄉，全國知青悄然匯成了一場自發的讀書熱潮。沒有任何人發起，完全是自然的追求。不論是一部分留城工作的青年，還是下鄉插隊或農場工作的知青，都不約而同地把注意力轉向了書籍。這是中國歷史上比較罕見的青少年讀書暗潮。因為人數眾多，在短短几年時間內，將近千萬（文革下鄉總人數超過1700萬）的青少年竟爭先恐後閱讀一部分世界名著，而且簡直是如醉如痴，這是怎樣壯觀的文化熱潮！但是它又是隱秘不敢公開的動作，大家心知肚明，私下交換，所以只能稱之為暗潮。農村田邊地頭，灶旁炕邊往往就有一本英國的《呼嘯山莊》或者法國的《九三年》。在青年工人的挎包里或探親回城的知青行李內夾著一本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的《斯大林時代》。……因為是非組織行為，所以沒有一個人可能讀遍所有流傳的好書；也因為沒有人指導，也缺乏參考書籍，所以閱讀的質量和收益也深淺不一。從接受美學的角度來看，每個讀者的文化程度和思想修養不同，所以讀後的效果也是千差萬別，乃至形同霄壤。
讀書暗潮的原始動因
讀書暗潮的動因應該很多，第一，國家經濟停滯，城市無法安排中學畢業生就業，農村的社隊更加不需要勞力，所以知青參不參加勞動，基本無所謂。反正絕大部分知青的生活要靠城市父母供養。這樣就讓知青有相對的空閑時間。第二，全國的文化生活極度枯寂，農村尤甚。當時電視機遠沒有普及，城市收音機普及率也不高，電影只有《列寧在十月》和《列寧在1918》，《地雷戰》和《地道戰》。文革中後期才有新的電影《青松嶺》。農村地區的拉線廣播都是七十年代以後逐漸出現的。傳統的戲曲因為地方劇團被合營或取締，民間小戲必須接受文化館管控，此時因文革而禁絕，村鎮自發的民歌活動則更因為涉及「情郎妹子」等色情而被禁止。廟會、集市、社戲等民俗活動早已停擺。此時的中國農村文化生活到了歷史上最為枯寂沉悶的境地。
知識青年雖有高中初中的區別，畢竟大家都已識字，可以讀書。書中的世界，無遠弗屆，海闊天空，可慰寂寥，更長知識。閉關鎖國的滋味非常枯澀難忍，翻譯的作品總能提供一些世界知識。一個知青集體戶若有了一本什麼書，一直要把它翻爛為止。第三，還有一個重要的推助力量，那就是違禁心理。當時的文化政令極左，所有過去的文藝作品，拿毛江兩次文藝座談會理論來衡量，都是封資修的大毒草。都不準青少年接觸。文藝心理學告訴我們，越是查禁的違禁書刊越能吸引人去閱讀。當時的青少年也抱持這樣的心理態勢，離開了學校，離開了家，好歹咱也是個大人了。這也不準，那也不準。一旦有書在手，偏要看個究竟。第四，求知求解。經歷了文革的混亂再下鄉，城鄉差別非常巨大，現實的社會生活向知青提出了無數的疑問。收入、口糧、工分、集體、勞力……都得不到可靠的答案，看看書中的歷史人物是怎麼生活的，是怎麼探索的，或許能有一些啟發。第五，青春期的生理饑渴和愛的饑渴。經過了文革風浪的沖刷，下鄉的知青都開始進入青春期。五六十年代的教育不包含任何性教育的成分。一般的父母也都對此諱莫如深。知青們無法回答自己的生理提問，書本應是最易於找到的諮詢。文革時代充滿了鬥爭和打殺，無論城鄉都缺乏愛的關注。知青卻在書本中找到了一些愛的宣洩，於是便愛不釋手。
大致的分類
不是說文革抄家打砸搶，焚書毀書嗎？哪來的書可以看呢？掃蕩總有漏網之魚，而且還不是太少。抄家並不一定立刻就焚書。街巷中點火容易發生火災。多半是將一些字畫和所謂罪證書刊打包帶走，其餘書籍則封存不準移動。據說不久有人建議，不宜再燒，不如集中化為紙漿，再作原料。有的被抄出的書刊被集中到學校或紅衛兵總部。由於管理混亂，除了金銀首飾以外，「抄家物資」中最容易失竊的是西洋美術和攝影畫冊（含人體藝術，被稱為黃色書刊）。反而那些比較厚重的文學和學術書籍後來逐漸成為愛讀書的青少年們分享的獵物。中國社會科學院甲骨學殷商史學研究中心主任宋鎮豪教授當年就是在即將焚毀的書堆里趁人不注意抽出了一本郭沫若著《甲骨文字研究》。數十年後，他成了當今研究甲骨文和殷商歷史的學術中堅。
近年披露的消息說明康生、林彪、江青等人佔有抄家物資中的文物古玩。各地八十年代發還抄家物資的時候，許多珍貴的書籍都已意外失竊。對於當事人或晚輩來說，還能看到一點大難劫餘已屬萬幸，還有什麼好說呢？
大潮中知青閱讀的書籍大概可以分成兩類。第一類是主要的，就是古今中外的文學名著。除了三國、水滸、西遊、紅樓，《牡丹亭》、《西廂記》、《唐宋傳奇》、《三言二拍》等中國古典，還有俄、英、法等歐洲古典名著。美國作家德萊賽的《嘉利妹妹》、海明威的《老人與海》、《永別了武器》，西班牙塞萬提斯的《唐吉訶德》……蘇聯的《鋼鐵是怎樣煉成的》和《青年近衛軍》不太稀奇，西方不熱門的《牛虻》是蘇聯捧紅的，在知青中也很普及。多年查禁絕版的《基督山恩仇記》也在這時小有流傳，嚴格監控的《金瓶梅》較難找到。除此之外，當時還傳抄過民間手抄本小說《少女的心》（有部分性描寫）和《第二次握手》。在那個枯寂沉悶的年代，也發揮過一點文學啟蒙的作用。
第二類則是灰皮書，色皮書。這是中國出版界持續四十年的一系列奇葩出版物。從五十年代的「漢譯世界學術名著叢書」開始，所有的單行本都沒有個性化的裝幀，或灰白，或灰藍，或灰黃，只註明作者和署名；文革后出現了哲學、經濟、史地……橘、綠、黃、藍、赭等不同的封底色，乃至黑皮書（張國燾、王明和中共叛徒著作）。漢譯叢書原是介紹馬克思以前的學術文獻的，後來也擴大了範圍。最早的灰皮書《斯大林時代》揭露了斯大林統治下的飢荒和黨內清洗等驚人的歷史。不由得令人想起中國的三年飢荒和文革現實。中共中央宣傳部的「初心」是想用出版蘇聯的文學和政治讀物中文版以推動批判蘇共修正主義的鬥爭。卻不料這些具有人性化描寫和人道主義精神的優秀作品深刻地影響了中國青年。
從抄家書刊中可能獲得一些絕版的《金瓶梅》、《基督山恩仇記》之類的繁體書籍，其中的古典知識和奮鬥精神各有千秋；但是從一些幹部家庭流傳出來的灰皮書則更富有思想性和現實意義。具有強烈現實主義傳統的俄蘇文學作品，《怎麼辦》、《羅亭》、《死魂靈》、《安娜卡列尼娜》和《被侮辱和被損害的》……具有強烈的個性解放感召力，蘇聯作家的現實主義比中國作家更加大胆而直白，敢於揭露斯大林個人崇拜的後果，敢於描寫現實中的幹部特權，謳歌了人性和人道主義的偉大；（南斯拉夫吉拉斯的理論專著《新階級》，思想很尖銳，但發行量極少）。歐美經典文獻的基本主旨總是離不開以人為本的普世價值。從愛倫堡的《人、歲月、生活》，到柯切托夫的《州委書記》和《你到底要什麼》，從盧梭的《懺悔錄》、洛克的《政府論》，到科恩的《常識》和漢彌爾頓等人的《聯邦黨人文集》，其中的人道精神和權利意識都提醒讀者，我們是人，有人的尊嚴，更有人的權利。
這些令人覺醒的思想振奮過許多知青的精神，為文革結束之後的思想解禁和改革開放做好了熱身鋪墊。知青中湧現出了多名作家，恢復高考之後不少知青考上了大學或研究生，或者成為改革開放的先進人物。驀然回首，都能從當年閱讀禁書的熱潮里找到發奮努力和振奮思想的萌芽和火花。文革結束之後，中國社會逐步接受人權概念，接受普世價值，提倡以人為本，也應跟當年知青一代的思想啟蒙存在著一種隱秘的因果關係。一個民族長時間地遭受嚴酷的禁錮誠屬不幸；然而當中竟有一段時間發生了數百萬知識青年同步認真讀書的暗潮，不能不說也是不幸中的大幸！
不過，千萬不要產生誤解，以為那時候有什麼「讀書無禁區」的自由。關於十月革命的書仍然是約翰里德的《震撼世界的十天》。關於蘇聯歷史的書仍然是《聯共黨史簡明教程》。這本史書是斯大林體制的百科全書，是篡改歷史和個人崇拜的大雜燴，馬列教條主義哲學的標準版。由於中共的反修鬥爭，才讓中國人讀到了如赫魯曉夫的《二十大秘密報告》和《一個人的遭遇》等小說。對於中國歷史，就沒有這麼「幸運」了。錢穆的《國史大綱》和余英時的《歷史與思想》都不可能進入國人的視野。讀書的範圍基本上仍然籠罩在五十年代禁書監控的氛圍之內，所不同者，就是文革的混亂突破了一點黨內所謂「內部閱讀」的範圍，讓一大批知識青年接觸到了較多的內部讀物，灰皮書和色皮書。
習近平自晾書單
習近平在訪問美英法俄的時候，一口氣念一條長長的書單，自稱讀過多少多少本書。如此缺乏涵養，實在不敢恭維。此番作派分明是在舉世矚目的外交場合因缺乏自信而自曝淺薄，剛好反映出心理學指稱的補償心態：「此地無銀三百兩」。
常言說，胸有詩書氣自華。有點社會經驗的人都明白，聽其言，觀其行，就大致可知其人的思想修養文化底蘊。自晾書單來自我顯擺，人家就相信你飽讀詩書了嗎？
說白了，習近平非常忌諱自己的軟肋。他是文革老三屆中上學最少的68屆初中生，中學僅上了一年。（北京市八一學校，初一班主任陳秋影。）大學是清華，實際正是清華歷史上最恥辱的工農兵學員時期，非經高考入學，被前校長蔣南翔譴責說，水平還不如文革前的中專生。工農兵學員的學歷國家教委曾經認定為大專水平，未及本科；但是允許以同等學力報考碩士研究生。習近平沒有經過碩士入學考試和畢業，跨級入讀博士本身就是違背清華大學的招生規定的。習近平博士學歷的本身就是中國教育腐敗、高校學風不正的典型惡例之一。
習近平的學歷公開以後，從2008年起就不斷受到《開放雜誌》等海外報刊質疑。中共十七大時期，官方網站悄然抹去了他在中央常委名單上的博士學歷。十八大和十九大上他的權力鞏固了，於是博士學歷又赫然在焉。如此一縮一盈，剛好說明這種摻水學歷是權力腐敗的標誌。
年齒尚幼識字少
正如前面所談到的，習近平也是老三屆下鄉知青，應屬文革知青讀書暗潮的中的一員。不過他入學早一年，下鄉時不滿16歲，理解和思考的成熟又會晚一些。讀書的基本條件是認字。一般情況，上過幾年小學中學，大概能認多少漢字是可以估算的。國內教育部門編製的《全日制語文課程標準》規定，小學六年級學生要達到會認常用漢字三千左右，其中兩千五百能寫。國內的初中教科書（例如2011版初中語文課本）規定，一般初中畢業的語文水平是認識漢字三千五百字。那麼沒有畢業的初一學生認識多少字呢？高估一點吧，大概三千二百？根據數理語言學的電腦統計結果（參看陳明遠編著《語言學和現代科學》172頁），一個人學會了3700個漢字，才能通讀一般的報刊文章99.9%，但仍有一些文言、科技和地名人名等生字，大意是可以明白的。
1966年文革爆發，習近平僅念完初一，能認讀的漢字不到三千二，國家語委《通用規範漢字表》的六七千漢字大約一半還認不全。他離3700這個最低瓶頸還差大概五百漢字的距離。除了識字不足以外，由於幹部子弟家境優裕，在社會認知方面也往往略低於平民子弟。習近平又比同屆同學小一歲，在閱讀和理解方面更要稍遲一步。看看報紙和青少年讀物是可以的，但是要說在文革動亂的1966－1968年，他讀懂了很多中外名著是不宜採信的。倘若是繁體字本，讀起來更加困難。習近平夠不上優等生。他是1965年入中學的。當時不搞就近入學，而是考試入學。如果成績優異應該進入北京四中、八中、101中或清華附中等名校，習近平成績平平，因為屬於軍隊幹部子弟，就照常進入八一學校。
1966年文革動亂開始。習近平的家庭受到影響，不久發生抄家和掃地出門，搬進黨校宿舍。他本人又捲入了聯動組織活動，曾被警方關押遭人批鬥，生活很不平靜。其間閱讀一些如《紅岩》、《烈火金剛》、《鋼鐵是怎樣煉成的》、《牛虻》之類的中外小說是可能的，也基本可以讀懂。
習近平的回憶文章說，文革抄家之後，他家搬進黨校時，他搞到一本《三言二拍》，有的警句他說都能背誦。這本書半文半白，他能看懂多少？其中故事情節相信他若仔細看，還是可以明白的，比如「寬衣解帶」、「擼起袖子加油干」等等，但是每篇皆有的詩詞聯語和一部分文言敘事就難說了。他的書單里還有《三國演義》，三國的原文比較簡古，少部分乾脆就是文言，還時涉歷史典故；或許他看的就是三國的連環畫，可以讀懂，但是人名地名仍有不少生詞。那時候，也可以找到不少翻譯名著，例如車爾尼雪夫斯基的《生活與美學》，孟德斯鳩的《波斯人信札》、狄德羅的《拉摩的侄兒》和費正清的《美國與中國》。但是對於未成年人來說，恐怕都嫌艱深，不易理解。當然，這時候的閱讀也是一種補習，可以自學一些生字，增進知識。他認的字會逐漸增加。
1969年在農村，習近平諦聽九大名單，父親復出無望，他徘徊憂悶，染上了煙癮。他不安心在生產隊勞動，偷回北京，結果被再度關押將近半年。在少年管教所里除了朗讀毛主席語錄，背誦公安監管條例，絕無其它閱讀機會。恢復自由以後，他去姑母家養病，應該可以閱讀一些書刊，估計到了1970年後他逐漸突破了三千七百漢字的瓶頸。理解思想性很高、藝術性很強的作品就難說了。這時他的母親齊心看到了關於大學到農村招生的中共中央文件，寫信給生產隊黨支部要求督促習近平，也寫信給他本人，要他爭取被推薦上大學。大約1970年下半年開始，習近平的情緒才基本穩定。
政治表現干擾讀書與深思
中共中央黨校主辦的學習時報（2016.7—2017.3）連續刊登了《習近平七年知青歲月》的報道。其中介紹了與習近平同時到延川插隊的北京知青雷平生、雷榕生兄弟。兄弟倆專門談到了他們的讀書情況。倒是列舉了三人當時共讀的一些書目。因為兄弟倆是軍隊幹部子弟，所以書籍多是軍事著作。例如《克勞塞維茨選集》，《羅斯福見聞錄》、《蘇聯偉大衛國戰爭的重要戰役》等，還有就是比較多見的《中國通史簡編》和《斯大林時代》。其餘則是當時各級黨委都要求閱讀的馬列原著：《共產黨宣言》、《法蘭西內戰》、《哥達綱領批判》、《國家與革命》、《反杜林論》。其中連習近平從家中帶來的1952年版繁體字《新編知識辭典》也提到了，偏偏就沒有證實他書單中的那些資產階級翻譯名著。說來也是合乎邏輯的。
習近平的性格不屬於青春浪漫型，執著而講實惠。他和母親的共同目標就是積極表現，爭取得到推薦上大學。我們不要忘記，在當時的政治氛圍下，書單里那些翻譯名著無一不是禁書，是官方認為的資產階級或修正主義的文化淵藪。接觸這些書籍就是一種消極甚至落後的政治表現。戰史文獻還可以說是有關革命戰爭，看那些人性論、人道主義的書，則是資產階級思想的表現了。雖然文盲村民不一定明白，但是多少還有回鄉知青和並非全是文盲的社隊幹部往來接觸。
例如習近平曾經托一名社隊幹部帶一封信給雷榕生，不料此人半路拆看了信件。信中竟有議論江青的內容。當時議論江青可是嚴重的政治大罪，為此習、雷一起送給此人一件軍大衣作為禮物，請他封口緘默。這件事充分說明，即使是插隊知青，當時政治上也得處處小心。作為爭取推薦上大學爭取入團入黨的積極分子，習近平絕不會不注意自己的政治表現。犯不著為了看幾本翻譯名著、小資閑書干擾了母子倆配合默契的政治攀爬仕途。再說他回憶說，積极參加生產以後，整天累得精疲力盡，常常連洗臉洗腳都免了，是否讀書也少不得要為政治表現讓路。1974年入黨前夕他被借調八個月擔任另一大隊的整改工作隊員。工作隊跟群眾同吃同住同勞動，講政策、講路線，他還天天捧著一本什麼人權、人性的翻譯名著思考研究，可能嗎？
1975年習近平進入清華。大學三年他能否閱讀這些翻譯名著呢？我們知道，那個年代的大學生活是沒有個人隱私的。七八個人同住一間上下鋪寢室，一起上課，一起下廠開門辦學，搞批判鬥爭。習近平擔任班級黨支部宣傳委員，必須是政治上立場堅定，旗幟鮮明的表率。當時的清華是什麼氛圍？領導班子是謝靜宜和遲群，是毛澤東、四人幫紅得發紫的極左打手。輿論上張春橋反對資產階級法權的理論喧囂一時，作為清華工農兵學員、黨員幹部，他敢公開或私下裡閱讀那些法權、人權平等之類的翻譯名著嗎？他不顧及畢業鑒定里政治正確的評語嗎？四人幫那套極左文化學術標準隨著所謂的「繼續批鄧」一直斷斷續續到1977年，才逐漸被改革開放的熱浪驅散。
1979年四月《讀書雜誌》發表了李洪林的《讀書無禁區》以後，人們閱讀一些資產階級文獻才逐漸不再被認為是思想落後的表現。對於習近平來說，情況也一樣，在大學期間他也不大可能閱讀這些漢譯名著。他上大學期間流行一些內部發行的蘇聯小說，如《熱的血》、《落角》、《白輪船》等和美國戴姆勒的《第三帝國的興亡》之類的書。都是黨內允許閱讀的。
有人回憶說習近平在清華時向同學借閱亞當斯密的《國富論》等政治經濟著作。那應該是快要畢業的1978年了。當時他表示不想畢業后從事化工合成科技工作。真是笑話！當初填報志願，三個志願都填清華，難道不知道清華是理工科院校嗎？大概是他學習了三年化工，發現自己完全沒有理工科的特長，還是想回頭從政吧？等到習近平畢業出任國防部秘書的時候，他已經25歲，跟第一任妻子柯玲玲結婚不久又離婚，早已淡出了青春時代而步入政壇。平心而論，作為中共高官，相對於黨內休閑就時興講葷笑話的群體來說，他也應該算是比較注意讀書的幹部。但是這時讀書跟青少年時代的閱讀已有很大不同。
赤子之心和黨政思維
青少年讀書抱持的是一顆赤子之心，如果是優秀的作品，會與作者有心靈的交匯。人性和人道主義，普世價值會在交匯中往還震蕩，陶冶讀者的性情。羅曼羅蘭的詰問：「人活著如果不是為了追求真理，那還有什麼意義？」會讓讀者立志追求真理；《懺悔錄》開篇時盧梭的自白：「我要把一個人的真實面目赤裸裸地揭露在世人面前。這個人就是我。」會讓每一個秉持赤心的少年從此對自己的說謊意圖提出冷峻的自責。在青少年時期，習近平應該會接觸到知青讀書暗潮的不少書籍。但是當他年齡稍長，識字漸多，開始讀書和思考的時候，又過早地回歸了黨政體制（入團入黨上大學），失落了赤子之心，順隨了黨政的政治思維。因此當中國社會也開始議論人權和普世價值的時候，習近平竟斥責西方人吃飽了撐著沒事幹……；當全世界慶幸斯大林體制終於在蘇聯崩潰的時候，習近平嘆息說蘇共「竟無一個是男兒」！
據黨校教師介紹，針對黨政梯隊接班人，地方和中央黨校不斷指定講師安排一定的書目，給梯隊接班人「講讀」。講師選一本書，先講內容提要，再選個別章節，分析點評之後，這本書就算讀過了。這種讀法，十年二十年下來書目一定相當可觀。習近平當了多年的各級黨政梯隊接班人，書單所提到的那些西方翻譯名著，正是八九十年代學界最為推崇的書目，講師們也願意推薦講讀。美國的《聯邦黨人文集》和潘恩的《常識》，德國海德格爾的《在通向語言的途中》，還有不少翻譯名著都是在習近平正式從政（從國防部到正定縣）以後才有中文版的。不可能是他早年的讀物。「講讀」過的名著，我們不能說他沒有讀過，作者和背景他也大致都能說出；對他來說，印象最深的當然是，這些都是西方的翻譯名著。既是西方名著，何不拿來列單展示？洋洋洒洒、附庸風雅的書單就問世了。孰料這些名著的深意皆是民主憲政的思想精華，剛好是當今中宣部需要打壓封鎖的普世價值！
（2018-4-23世界讀書日）
注：對於初中一年級生，較為難懂的文言舉例：⒈卻說韋皋久鎮蜀地，自知年紀漸老，萬一西番南夷，有些決措，恐損威名。上表固請骸骨，因薦遐叔自代。（《三言》982頁，韋皋和遐叔是故事中的人名）
⒉帝下詔問群臣以災異之由，議郎蔡邕上疏，以為蜺墮雞化，乃婦寺干政之所至，言頗切直。帝覽奏嘆息，因起更衣。曹節在後竊視，悉宣告左右，遂以他事陷邕于罪，放歸田裡。（《三國演義》第一回第一頁，蔡邕和曹節是歷史人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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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華夏快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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