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源:澳洲財經見聞
在澳大利亞,當公眾討論令人眼泛淚光的昂貴住房市場時,有一句老生常談的話是:外國人才是推高房價的罪魁禍首。
從前總理托尼·阿博特(Tony Abbott)到民粹主義企業家迪克·史密斯(Dick Smith),再到極右翼參議員弗雷澤·安寧(Fraser Anning),公眾人物都一致認為,移民是該國房屋價格在全球登頂的一個關鍵原因。 近日,在本月的聯邦選舉之前,住房似乎已經不再是被討論的主角,氣候和經濟問題相關的討論已經開始主導著這場政治辯論。 這也在一定程度上顯示,對房價過高的普遍擔憂可能真的已經在澳大利亞開始消退。
根據澳大利亞國家銀行(National Australia Bank)的數據,悉尼的房價預計將下跌20%,現在的租金增長速度也是上世紀70年代初以來的最低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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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Essential Report民意調查,將住房負擔能力列為最關心的三大問題之一的澳大利亞民眾比例也降至2016年選舉以來的最低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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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對那些低收入的人來說,情況似乎也發生了變化。儘管悉尼仍是一個昂貴得令人震驚的城市,但據澳大利亞聖公會(Anglicare Australia)本周發布的一份報告顯示,在不到兩年的時間里,租金占最低工資收入30%或更低的房產數量翻了一番,占廣告總額的五分之一以上。 對於當前情況的一種解釋是一種外國投資「侵襲」終於告一段落了。
事實上,情況恰恰相反:近年來席捲全國的海外投資浪潮讓澳大利亞政府和監管機構避免了因自身政策錯誤而付出代價。 外國,尤其是中國投資者在澳大利亞房地產上的支出無疑是巨大的。
根據外國投資審查委員會(Foreign Investment Review Board)的數據,2010年至2016年,來自中國的投資增長了10倍以上,達到320億澳元,單是這一數字就占中國上報海外投資總額的近15%。
近年來,約四分之一的海外房地產投資來自中國內地(該數字包括商業地產和住宅地產)。如果將香港和新加坡(這兩個內地投資者最受歡迎的「中轉渠道」)也算在內,這一比例將升至三分之一或更高。
然而,由於海外投資受到限制,這筆支出對現有住房存量影響甚微。外國人通常只有在持有居留簽證的情況下才能在澳大利亞購買已建成住宅房產,並且必須在簽證到期后出售。在每年近50萬套房屋銷售中,此類購買佔到的比例很少,僅略超過1個百分點左右。 海外資金確實能起到作用的是新房版塊,對新房的投資規定也要開放得多。
在截至2018年6月的五年時間里,FIRB批准了9.7萬項外國人購買未開發住宅的審批,總價值約為1790億澳元。
這在兩個方面幫助了澳大利亞。首先,在房屋銷售、旅遊、教育以及鐵礦石、煤炭、天然氣和黃金出口方面都作為澳大利亞最大的外資來源之一。不過,更重要的是,這些資金流入導致了住房建設的繁榮。 2015年至2017年之間的建設熱潮是澳大利亞近代史上一個獨特的時期,住房開工數一直領先於家庭組建數量。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兩類備受詬病的投資者推動的:外國人和嬰兒潮一代,他們掀起了一波改變了澳大利亞城市天際線的公寓樓建造浪潮。
根據澳大利亞住房協會的數據,在截至2018年6月的五年中,大約有103萬套住房開工,比前五年增加了25.6萬套。FIRB數據中的97000項批准約占增加部分的40%。
澳大利亞國內監管機構多年來一直袖手旁觀,沒有實施宏觀審慎措施,以阻止利率下調導致房地產市場猛漲而失控。很幸運的是,外國買家刺激了供應的增加,因此住房逐漸重新平衡,變得不那麼昂貴了。 通常來說,澳大利亞的「選舉季」都是指責外國人的「傳統時刻」。但那些目前正在租房勉強維持生計的人們,起碼有三分之一的人應該明白一個道理:歷屆政府的監管機構和國內政界人士在幫助人們負擔得起住房方面做得太少了。反而是外國投資者和退休人員幫助澳大利亞從房地產市場過熱危機中走了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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