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源：iYouPort
艱難和痛苦的清算，近三十年也沒能完成。變革也許能在一夜之間達成，但噩夢不會在短時間內醒來。追責可能會遭遇層層阻礙，但讓年輕人知情，也許能給這個國家的未來帶來一點希望
二十七年前，即 1991 年2月，Gentiana Sula 站在成千上萬的阿爾巴尼亞人中間，他們在首都地拉那的中心廣場推翻了該國獨裁者 Enver Hoxha 的法令。
20世紀90年代初，Sula 參加了那場規模宏大的學生運動，希望結束 Hoxha 的斯大林主義政權對該國施加的長達45年的隔離 – 抗議活動引發了全國範圍內的示威和共產黨政權的崩潰。
但是，儘管阿爾巴尼亞在近三十年前就打破了共產黨的統治，但是，處理過去虐待問題的過程至今仍處於初步階段。
Sula 現在管理著阿爾巴尼亞信息獲取管理局，這是一家成立於 2016 年的國家機構，負責收集臭名昭著的共產黨時代的「Sigurimi 特勤局」檔案，解密信息並提供給政權受害者或他們的親戚，讓他們可以訪問與他們自己有關的文件。
「我們需要花時間了解真相，」Sula 說，「幾十年來，我們一直生活在一個虐待系統中。
「我的女兒也問我，’媽媽，值得這麼深入嗎？’，我告訴她我們需要知道發生過什麼」。
該管理局是在阿爾巴尼亞議會於 2015 年5月通過的一項法律，以開放共產黨時代的秘密警察檔案後成立的。管理局還有權對政黨官員和公職人員進行檢查，看看他們在此期間是否是警察的幫凶。
截至去年9月，該管理局已回應了 600 多項請求。
「我們是提供信息訪問權的組織。但我們注意到的是，仍然會存在恐懼。Sula 解釋說，每個人都是[受害者]或與受害者相關，人們會感到焦慮，因為他們不知道會[從這些檔案里]發現什麼。
上圖：共產黨時代政治犯的紀念碑
近五十年來，阿爾巴尼亞人一直在受到監視。距 Sula 的辦公室僅幾公里的地方就是前共產黨領導人 Hoxha 的故居，他領導了一個殘酷的政權，奪走了數千人的生命。直到今天為止大約有 4,000 人仍被列為失蹤者，包括 Sula 的祖父。
Hoxha 的別墅現在已被遺棄，位於 Blloku 區，在他的統治時期此處由士兵和 Sigurimi 特勤部門的特工守衛，只允許頂級黨員居住在周圍。
今天，Blloku 是咖啡館、現代商店和酒吧的所在地，象徵著地拉那的新形象，但在此之前它是 Hoxha 極權主義國家的象徵，其封閉的邊界幾乎沒有逃脫的機會。在他的獨裁統治下，約有18,000 人因政治原因被監禁; 約有 6000 人被處決。
Hoxha 控制阿爾巴尼亞人生活的主要機制是 Sigurimi 這個間諜機構及其大規模監視網路。Sigurimi 在阿爾巴尼亞有大約 15,000 名合作者，其中有 1,000 名特工和 11,000 名線人—— 這個比例值得深思。該機構的間諜在地拉那遍地都是 – 酒店、大使館、郵局甚至雜貨鋪。
最近，著名的阿爾巴尼亞建築師和畫家 Maks Velo 發現，自己的朋友和親戚也作為告密者參與其中。他的好朋友、也是另一位畫家，就是當局的線人。
「我很震驚地得知他甚至向 Sigurimi 報告了我們之間關於畢加索的談話。如果沒有檔案解密，我永遠也不會想到我會由於這樣的談話而遭到監禁，「他說。
在 Hohxa 掌權時代主要工作是設計酒店、學校和公園的 Velo，在 1978 年被共產黨官員指責表達「現代傾向」 而被判入獄。
他被指控「對現代性進行煽動和宣傳」，而被判處十年徒刑和苦役！Velo 於 1986 年獲釋，然後被迫在一家工廠工作，直到共產主義垮台。
本月，該管理局向他提供了一份長達 250 頁的文件夾，其中就包含了 Sigurimi 對他的監視記錄文件。
「我身邊的熟人中大約有20個人都是當局的線人，那個建築師朋友不僅徹底破壞了我的生活，也破壞了我家人的生活。更令我驚訝的是，到目前為止，這些人都沒有來找我說：「我很抱歉，」 他說。
上圖：House of Leaves 現在設有秘密監視博物館
秘密監視博物館
雖然大多數檔案仍然沒有被公開，只有被隱蔽監視的目標及其家屬可以看到，但當局近年來決定將共產黨時代的最臭名昭著的地點作為地標，並在那裡提供了一些檔案 —— 比如前 Sigurimi 總部。
這座名為 House of Leaves 的建築現在設有「秘密監視博物館」，該博物館為紀念極權主義政權的受害者而建立，並展示了 Sigurimi 數十年來使用的殘酷戰略。
「這個博物館致力於那些在共產黨政權期間被監視、逮捕、起訴、定罪和處決的無辜人民，」博物館的一個標誌牌上寫道。
它的收藏包括特工使用的監視設備 – 收音機、電話和放在衣服、箱子和壁櫥里的特殊「蟲子」- 實際上是監聽器。Sigurimi 的代理人則被稱為「活麥克風」，因為他們會隨時隨地攜帶「蟲子」，從雜貨店到郵局、酒店和大使館，都能獲取情報。
該博物館還展示了該政權的敵人 – 也就是任何在阿爾巴尼亞反對共產黨議程的人。
秘密監視博物館正試圖編製一份在共產黨統治的 50 年期間被殺和被起訴的人的名單。
但是，阿爾巴尼亞的許多人認為，政府目前正在做的所有努力都來得太晚了，而且並不真誠。
共產主義犯罪研究所歷史學家兼副主任 Celo Hoxha 表示，儘管 2015 年立法啟用了秘密服務檔案的開放工作，但還遠遠不夠。
他說：「法律只對那些受到迫害的人和其家庭有利，因為他們是唯一可以看到文件的人，而不是普通大眾。」 正如中國讀者所能體會到的，一個糟糕的政權統治下，所有人都是受害者，而非僅僅入獄和服刑的人。
他的研究所一直位於阿爾巴尼亞努力處理共產黨遺留問題的前列，他主張採用清潔立法，主張文件全面公開將會「對整個社會來說更有意義」。
該研究所建議參與 Sigurimi 的所有人從其官方職位上撤職並接受審判，也就是清算。這個想法自20世紀90年代初以來一直存在，但是從未制定過法律。
Celo 爭辯說，儘管共產黨政權在20世紀90年代初被拆除，但與 Sigurmi 一起工作的人在很長一段時間後仍然留在國家機構內部，阻止該國向前推進，由於他們的存在而難以對過去的罪行追究責任。
只有少數人因共產黨時代的罪行受到審判，但大多數人在服完部分刑期後就被釋放了。
由於似乎沒有官方準備成功起訴，Celo 的研究所正專註於登記該政權的受害者，儘管它沒有放棄努力實現清算。
然而，紀念共產黨政權下的受害者的機構能力和資源都有限。由於已經過去了這麼長的時間，工作面臨著各種問題，目擊者陸續死去，而許多受害者是獨裁政權晚期的受害者，由於經歷時間較短不足以得到承認或賠償。
分散在全國各地的監獄大部分仍然沒有取消標記，而許多家庭仍在搜尋失蹤的親人。
許多人希望，在20世紀90年代初期無法獲得的新技術和 DNA 測試、以及最近在阿爾巴尼亞開展工作的國際失蹤人員委員會的努力，將可以為此取得突破。
面對’醜陋的真相’
秘密文件管理局正在計劃新的場所來保存收集的 Sigurimi 檔案。但像 Hoxha 這樣的歷史學家警告說，有很多這些文件在很久以前就被政權毀掉了。
Celo 和 Sula 都希望與年輕人一起工作，可能會改變這種狀況。近年來，他們的組織舉辦了很多講座，開辦暑期學校，並為那些對過去的虐待知之甚少的年輕學生組織學習考察。
「這個社會仍然需要進一步的開放，」 Sula 說，「我們必須得到真相，即使這需要很長時間，並且其過程會非常痛苦。」
畫家朋友告訴 Velo 說，面對過去的真相的過程對年輕的阿爾巴尼亞人來說很重要。
「一個年輕人應該明白，如果你做了錯事，總有一天你會被追究責任。他們還需要了解共產黨時代的苦難是真實的，並看到那個政權真正的犯罪證據「。
他認為自己做了正確的事情，要求查看文件，然後公開 Sigurimi 的線人名字。
「我們的社會需要面對這個醜陋的事實。我們需要保持開放而不再隱瞞，「他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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