鄧聿文：“習太陽”是怎麼升起的，能照多久？
中共十九屆四中全會將要舉行，習近平時隔六年再赴廣東視察。在中美貿易戰背景下，又值改革開放40周年，習近平的政策和路線轉向與否引發廣泛關注與討論。準確評估這點，需對習近平上台六年來的路線形成有一個總體把握，這對中國的民主自由力量尤其重要，因為它關乎民運在已經到來的大變局中採取何種行動和策略問題。
已故歷史學家高華寫過一部暢銷書《“紅太陽”是怎麼升起的》，本文也試圖說明，為什麼是習近平而不是同時代的其他中共領導人，在權力的競爭中成為“新時代的太陽”。
胡錦濤的教訓
回顧習執政六年，開局其實不錯，和社會有過短暫的蜜月期。他提出的中國夢，雖取悅民族主義和普羅大眾，但自由派大體也能接受。特別是他不久南下深圳，上蓮花山拜謁鄧小平像，讓社會溫和力量打消其作儲君時留下的某種強硬印象，以為他將繼承鄧小平的改革開放路線，再加上其父開明形象的“蔭蔽”，因此他的象徵舉動達到了效果，贏得了社會包括知識分子的普遍好感。
然而，當民間和知識分子真採取一些行動可能衝擊中共的統治時，習的保守本色就暴露出來，清晰地顯示出他的底線。
習近平為什麼會這樣做？要認識和評價習近平及其政策路線，先應認識其前任胡錦濤主政時期的黨內和社會狀況。習近平的政策不是從真空中來的，前任為他準備了條件。
2014年5月，我在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服務中心的講座中把習近平的目標定為“再造中共，實現一黨執政下的強國”，將其一年來的執政路線概括為“一個中心、兩手出擊、三大工程”。“一個中心”即以改善中共的治理水平和執政能力為全部工作的中心；“兩手出擊”指的是在治官和治民兩手上，要勇於出擊；“三大工程”指的是反腐、地方行政改革和法治建設。我當時認為，除非未來有大的突變，否則，習近平的執政思路在其第一任期內不會做很大調整。
現在看來，這個概括和預測有對有錯，對習近平的目標和執政框架的分析我認為大體還是靠譜的，但具體內容要做調整。當時所以作此描述，特別是認為習近平在治官和治民上會“兩手出擊”，兩手都要硬，一個根本考慮是，習近平接受了胡錦濤執政時期的教訓，即黨軟弱渙散，腐敗滋生，面對公民社會的成長和抗爭被動防守，節節敗退，同時黨內的開明派倡導普世價值和黨內民主，和黨外自由派遙相呼應，要在中國變天的事實。在習看來，此態勢如不扭轉，發展下去，無疑是要亡黨亡國的，他不能做“亡國之君”，父輩打下的江山，無論如何是不能毀在自己手上的。而這種狀況的出現，與最高權力的被分割，黨的領導層“九龍治水”，各管一攤，總書記大權旁落又有直接聯繫。這就是習近平得出的教訓。
鄧小平是在毛澤東遺產的基礎上啟動改革的。毛留給鄧的一大遺產，是意識形態的破產。因此鄧的改革，必然對意識形態採取虛無和空洞化的處理方式。在物質激勵下，全社會如果沒有精神的堅守，或者把致富本身作為精神，那麼腐敗就不可避免。何況，在早期的改革中，為收買權力，鄧有意識地放縱腐敗。所以，隨著物質財富的擴大和豐富，腐敗也必然呈愈演愈烈之勢，到胡錦濤時期，中國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黨內和社會的腐敗也達到一個階段頂點。
另一方面，公民財產權的重新獲得以及社會管制的放鬆，也讓社會獲得了喘息之機，逐漸獨立於國家而發展起來。中國各類社會組織包括維權組織蓬勃發展，大眾的公民意識和權利意識也有很大提高，各種維權行動此起彼伏。總的來說，政府雖對各種維權進行打壓，但確有力不從心之感，在社會風起雲湧的抗爭下，政府事實上處於一種退守狀態。這在胡錦濤時期也很明顯。
另外，黨內民主的理念和思想出現並在胡錦濤時期成為一股力量。中共十七屆四中全會研究黨內民主問題，這在今天是不可想像的。時任總理溫家寶在多個場合談及民主，警告沒有民主“文革”還會重來。儘管一些反對派以“影帝”稱呼溫，但對黨內強硬派來說，溫有關民主的講話是刺耳的。
習近平就是在黨內蔓延腐朽和悲觀氣息、黨員普遍喪失信仰和革命意志、政府無力應對社會挑戰的背景下接過中共最高權柄的。他對這種狀況十分焦慮，蘇聯垮台彷彿昨天，身為“紅二代”，肩負傳承紅色江山的使命，而胡溫作為平民子女，是難有習的此種痛感和使命感的。從這個意義說，將中共政權交回“紅二代”，不僅是習一人，也是多數“紅二代”的想法，包括將習推向最高權力的江澤民和曾慶紅。
江曾為胡設計了一個“九龍治水”的權力制衡體系，當然是從他們不願退居幕後的私心出發的，但也不能講與胡出身平民完全無關。可這個本為約束胡的權力設計，造成了作為職位的總書記的弱勢，進一步加劇了上面說到的情況。這是中共高層不曾料到的。因此，改變中共軟弱渙散，就必須集中總書記的權力，這也應該是中共高層的某種集體共識，否則，很難解釋習近平在短時間內能獲得如此大權力。
習近平的進攻
可以說，習近平執政路線的框架和主體部分，理應在他做儲君時就謀劃好了。
當習近平意識到若不想讓中共葬送在自己手上，他實際已無路可退，因而這決定了他不管願意與否，都必須拋棄胡錦濤以妥協退讓求和諧的做法，無論對黨內腐敗還是社會壓力，採取進攻態勢。
其實，胡執政時期的表面繁榮掩蓋了黨國的百孔千瘡。在胡時期，利益集團的貪得無厭，社會分化與對立，貧富差距的擴大，民族矛盾的激化以及社會的不滿和反抗都到了一個臨界點。習要“有所作為”，只能改變這種現狀。
改變有兩種方式，向前走，民主化；向後走，回歸毛。習選擇了後者，這不單因為他認為黨內民主是造成此種現狀的原因之一，也是因為民主化的結果必然會弱化甚至放棄黨的領導。而毛式理念和做法對習輕車熟路，融化在其血液中。
習是要做中興之君的，他心目中的精神導師是毛而非鄧，但習也明白，處在開放的、全球化的、互聯網的時代，需要用現代的方式包裝陳舊的內容。所以，他將自己主政的時代稱為新時代，將新時代的特徵定義為“強起來”，以區別於鄧時代的富起來和毛時代的站起來。
這裡不但有一個對毛鄧的繼承問題，也即習自認為是毛鄧事業的繼承人，以此確立自己在黨內的合法性；重要的是，將自己的時代命名為“新時代”，表明習是要做大事的，這就是帶領中國走向世界舞台的中心。用他的話說，中華民族從來沒有像現在這樣接近偉大復興的目標，這裡突出的是習的領導人作用，習要用“中國夢”把它包裝成全民的願景。
所以，習近平十八大上台伊始，即帶領常委班子參觀“復興之路”展覽，提出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目標。這和十九大後帶領常委參觀中共一大會址發出的政治信號是不同的，後者是要全黨牢記初心，不忘使命。
要實現習近平心目中的這一偉業，前提是再造黨，使黨重新煥發生命力和戰鬥力。習為此採取的手法是，一手治官，一手治民，兩手都要硬。因為黨不是抽象存在，要改善黨的治理，首先必須整頓官僚隊伍，把官治住，修復官民關係；但習需要的是順民，而非刁民，如果人民群眾提出過高的在黨看來是非份的要求，也必須壓制，因為黨滿足不了也不想滿足。所以，對習近平來說，治官和治民不是截然分開的，而是問題的兩面，它構成了習近平執政思路的兩個基本點。他在頭五年把大部分時間和精力都用在這件事上。
如何治官？習的手段是反腐，同時輔之以思想教育和紀律約束。反腐是習近平建構、鞏固權力和權威的工具，因此反腐必須選擇一個忠誠可靠的得力助手來執掌，習近平選擇了王岐山，組成“習王聯盟”，事實證明這個人是選對了，整個第一任期，都是習王在唱戲。
由於中國高級官員幾乎人人屁股都不幹凈，習近平的反腐在黨內並沒有遇到多大阻力，但他的反腐從一開始就是有選擇的，重點是對那些可能威脅其權力的官員來開刀，對親信、支持者和“紅二代”官員，不單放過還委以重任，這使反腐淪為政治清洗，等於說，只要擁習，就能免於清洗，從而引來高官群體大批阿諛之徒的政治效忠。習然後再接再厲，在黨內確立政治規矩，強制官員不能有二心。
在治民上，對那些試圖煽動民心、暴露官場黑幕，直接挑戰黨的統治的異議聲音、異議者和反對派，習是毫不留情的，要求黨必須敢於“亮劍”，動用專政工具打擊。在過去幾年裡，官方抓的維權律師和維權人士，比胡時期要多得多，典型的就是709案。黨對民間異議人士和反對派的打擊，為防患未然，以法治名義把黨的意志——實際是習近平的想法——變成法律和秩序，要求民眾服從，這即是以法治民。這幾年中國出台和修改了多部壓制民間組織和維權行動的法律。
敢於“亮劍”也體現在意識形態領域。胡時期，面對社會各種“錯誤”思想的流行及其對中共的抵制與反抗，官方意識形態部門節節敗退，共產黨的破產，首先在意識形態方面，但它又不能拋棄馬克思主義，因為這是其遮羞布和政治合法性所需。習近平明白，在新時代，若任由這些西方資本主義的思想在中國泛濫，不但中國存在和平演變的風險，他的“強國夢”也難實現。
因此，對“錯誤思想”及其傳播和鼓吹者，必須嚴厲打擊，意識形態部門不能瞻前顧後，怕這怕那。“凈網”行動，官媒批憲政，高校“七不講”，黨媒姓黨的強調，意識形態極端重要性的提出，黨委書記是意識形態第一責任人的部署，都反映了這點。在清除各類“雜音”後，習還要讓“正確的思想”佔領輿論陣地。他給全國人民提供的“正確思想”，就是以他的名字命名的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它包含著“四個自信”、“夢論”、“鞋論”、“顛覆性錯誤”、“兩個互不否定”和“兩個一百年”等提法。
對習而言，既然中國進入了新時代，既然新時代的特徵是強起來，那當然要有新思想作為行動指南，而這個新思想只能來自他本人。這也是中共的道統，“君師合一”。習的新思想要論證的是，中共帶領人民已經找到了一條使中國富強起來的道路，這是一條不實行西方式的自由民主而能實現民族復興之路，它始於毛而終於習，對世界也具有推廣價值。由此，習也就站在了和毛比肩的高度。
與此同時，習近平在經濟、軍事和外交上，也在實施三個配套工程。即在經濟上，強化黨對國有企業的直接控制和整個經濟的管控能力，推進以央企為主導的供給側改革；在軍事上，推進以強軍為目標，著眼於打仗和打贏仗的軍隊改革；在外交上，得益於中國經濟整體實力的提高，實行進攻性現實主義的外交政策，以“一帶一路”、亞投行為推手，謀求提高中國在國際治理的話語權，進而主導國際格局。
“習太陽”能照多久
習近平的這套政策組合拳，帶有鮮明的進攻色彩，但要變成現實還需藉助媒介。他利用民意和黨意對腐敗的憎恨，發動反腐，打擊官僚；又利用黨內強硬派和官方強力機器對民意的不滿，壓制民意，嚴控社會。
但是，習近平也不想失去黨內開明派和社會溫和派的支持，於是有三中和四中全會全面改革和全面依法治國決議的出台，讓其改革者和守法者的形象又得到部分恢復，雖然在這期間，官方繼續強化對輿論的管控，但至少打消了社會對中國將往迴轉的疑慮。
現在看來，習近平之所以做這兩個決議，有兩重考慮，一是藉助部署全面深化改革和全面依法治國，提高和改善中共治理水平，使黨的統治更有利；二是他此時尚未完全掌握超級權力，十八大的政治局是一個派系平衡的結果，他的人馬不佔主導，還受其他派系和大佬的制肘，決議並非反映其主要意圖。但他要利用這兩個決議贏得民意支持，在反腐名義下加快清洗政敵，將權力集於一身。
經過五中全會一年的鋪墊，到六中全會，當習近平自認權力已鞏固，不再需要用改革來包裝，於是自封核心，制定嚴格的黨內政治規矩要求官員效忠。而中共十九大和今年全國兩會，則完全是在習的主導下進行的，修憲，廢除國家主席任期制，確立習近平思想，至此完成他的極權，構建起了他的紅色帝國。
習是集毛和鄧於一體的矛盾混合體，毛是體，鄧是用，他兩者都想要，這就造成了自身的內在衝突。換言之，習近平不是不要改革，但毛的“體”決定了改革限度，即改革只能在毛的底色的基礎上進行，同時只能以他的行事方式推進，這不但使改革無法落地，也導致體用衝突，使其政策和路線以一種反改革的面貌出現。從他近期引起爭議的自力更生和國有—民營等表態來看，皆呈現這種狀態。
另一方面，儘管習近平的執政路線根本轉向的可能性不大，但也沒有完全喪失伸縮性，在內外極限壓力下，其政策和路線局部調整的可能性是存在的，習近平廣東之行傳達的信息模糊地顯示了這點。不過，有一點很清楚，官方對習的吹捧沒有停止，“習太陽”恐怕還得照下去。
（紐約時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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