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10月29日星期一

張國慶:中國進入精英大潰逃時代

轉自:新世紀,文章內容並不代表本網立場和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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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人是鄉情最為深重的那部分人類,賴以固本的,正是謳歌和抒發對故鄉、親人的眷念情懷,從張騫出使西域、昭君出塞回望到集文化之大成的唐詩宋詞,文化已成為凝固民族精神的信仰。

但本質上講,沒有信仰,只有文化,就像川菜中討巧的魚香肉絲,做得跟真的似的,但本質上是無魚的,即使元清入關,佛教西來,統統都被剝蝕後或融合或臣服於漢文化的意識形態中。

中國文化頑固、強大到一個地步,甚至企圖將那些被尊為天道倫理的普世法則,變通為居廟堂之高的文化招牌,實則卻是二元思維、兩重人性。比如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唱唱高調是可以,但你若舉著”民主自由”的牌子上街走一遭,分分鐘就會被警察擄走。

許多事,經不起邏輯推敲,中國文化的盛裝舞步下,其實底蘊是江湖文化和痞子文化,江湖文化好理解,這裡不說了。什麼是痞子化呢?痞子文化的精髓就是為了既得利益 不計後果 ,天下為公的教導下,個個都是精緻的利已主義者,上下齊打小算盤,算計的最高境界,就是三十六計,走為上!

論及中國文化,最鼓舞人心的是學而優則仕,進而”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其實,用一句冠冕堂皇的話來表達,就是人往高處走,水往底處流。但痞子文化也是如此,只是換了種說法:此處不留爺,自有留爺處。今天大舉潰逃,成”瘋”,本質上是中國文化內在腐朽的總爆發。

換言之,國學學得越紮實的、越是喜歡田園牧歌的、越有財力智力的、越有膽識闖天下的,都在削尖腦袋往外竄,更新身份和國籍,尋求一種新的乎合利已主義的烏托邦式的生活。

網易曾作過一項有趣的調查,題目是”如果有來生,你願不願再做中國人”,在11271名投票者中,竟然有高達65%以上的投票者表示來生不願做中國人,選擇來世做中國人的,不足35%,事實上,投票日期還沒有截止,就被官方強制中止了。

而另一項針對中國企業家的調查表明,有近30%的”土豪”已經移民(或其家屬子女已移民),而 47%以上的尚未移民的”土豪”,在未來5年已有移民打算,我實在是嚇了一跳,中國是全球最高的國家之一,90%以上的財富掌握在10%的人手上,如果走了大半,也就意味著國民財富被移民潮間接掏空了。

三年前,北京大學中國社會科學調查中心發布的《中國民生髮展報告2014》指出,1995年我國的基尼係數為0.45,2002年為0.55,2012年我國家庭凈財產的基尼係數達到0.73,頂端1%的家庭佔有全國1/3的財產,底端25%的家庭擁有的財產總量不足1%。

這麼巨大的逆差,社會穩定根本無法長久維持。

遺憾的是,這一趨式並沒有任何改善跡象,2016年中國家庭財產基尼係數已成功突破0.80,躍居全球”先進行列”。鄧小平說,如果改革出現貧富兩極分化,改革就失敗了。

這幾年,感知世事變遷,危機四伏的官二代、富二代,差不多出去之後,就像扔手紙那樣,丟掉了自己的祖國,他們才是資格的”砸鍋黨”,而愛國主義者,差不多都是一群打銅鑼補鍋的底層民眾。

你學而優則仕又怎樣?高考戰勝官二代,考過富二代又怎樣?誘惑巨大,但坑挖得很深,你這愛國主義者到頭來就是時代的累贅,億萬年後考古挖掘出來的”倒霉蛋”。

魯迅早年在《雜憶》中就已哀嘆:”我覺得中國人所蘊蓄的憤怒已經夠了,自然是受強者的蹂躪所致的。但他們卻不很向強者反抗,反而在弱者身上發泄”。魯迅認為,這種合群的愛國自大,其實是文化競爭失敗之後,不能再見振拔改進的原因。

中國潰逃,覆水難收,他們從中國現實主義困境中,萬里躍進到後現代主義的自由生活,網傳像人民大學周孝正這樣的知名教授,如同中華田園犬揚聲吠了30多年,仍是喚不回廟堂與江湖的人心,只得悲憤賣掉京城大房,在中國意蘊深遠的中秋時節,來了趟說走就走的旅美遠程。

中國與全球化智庫主任、國際專業委員會會長王輝耀博士認為:作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來說,中國的人才戰略不僅要吸收全球華人中的精英,而更要有胸懷和機制,吸引全球一流的人才;而恰恰在這方面,中國目前非常不成功,人才不是迴流,而是急劇倒流。

甚至北大和清華都被戲謔為”中國人才留學預備班”。

孫隆基在《中國文化深層結構》一書中更是尖銳指出,今天的中國,就象一個身材不斷增大,但血液卻不斷流失的人;有一天,等到身材完全長大(超越美國)時,身體里的血卻已流失殆盡。

它會轟然倒塌嗎?想來是個十分可怕的問題。

中國精英大舉潰逃,本質上是既得利益者們對文化和體制的集體排異,這的確是一場可以撼動國本的危機,這場危機的根本所在是:人財兩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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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文者:NCN 發布時間:10/28/2018 10:04:00 下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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