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為上海一家單位門內掛有習近平與毛澤東像的牆壁宣傳（Reuters）
在本專欄《習近平總書記就是活著的毛主席》文章中，已經向讀者和聽眾介紹了2011年由時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書記處書記兼中央黨校校長習近平親自審閱的《中國共產黨歷史》第二卷（1949—1978）關於1957年反右派鬥爭部分敘述了「當時一小部分人在國際國內政治氣候影響下，「向黨、向社會主義的進攻。」因此，「對反社會主義的傾向進行反擊和鬥爭，事實上是不可避免的，也是完全必要的。」；」關於反右的嚴重擴大化，由於當時的歷史條件，「也是難以避免的」 ……。這正是習近平所謂不能用「後三十年「否定」前三十年「的因果依據之一。
習近平所以不能用「後三十年否定前三十年「的因果依據之二即中共「左王」之一王震的秘書出身，盤踞社會科院院黨組副總書記兼副院長之「黨的重要理論工作崗位」長達十五年之久的李慎明的「著名」論斷：從一定意義上講，我們黨所領導的新民主主義革命，是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理與中國具體實際經過多次曲折，最終實現的第一次成功的結合。我們黨在新中國成立後毛澤東所領導的社會主義革命、建設和改革開放，是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理與中國具體實際的第二次結合。在第二次探索中，毛澤東帶領我們黨積累了成功的經驗，（毛澤東為發動『文革』）提出的理論觀點、採取的各種辦法與措施，應該說都是為推進保持黨和政權永不變質這一重大戰略進行曲折探索中的失誤。從一定意義上講，這也是為保持黨和政權永不變質的探索和實踐中付出的代價，是我們黨在探索和實踐中交納的『學費』，是我們黨擁有的另一種形式的很可寶貴的『財富』……。毛澤東對黨和政權有可能改變顏色的擔心並非沒有道理，我們黨在改革開放的實踐中也在逐漸加深對此問題的認識；毛澤東擔心社會主義國家黨和政權變質並可能導致亡黨亡國悲劇的思想已經在蘇東得到驗證，這提醒我們有必要高度重視抵禦西方和平演變的圖謀、防止黨和政權變質；關於保持黨和政權永不變質的戰略思想，為指導我們黨、軍隊和國家取得革命、建設和改革開放的輝煌成就建立了永遠不可磨滅的功勛……
對照一下習近平上台之後的一系列相關內容的講話就不難發現，李慎明的如上「論點」都是習近平「新思想」的重要組成部分之一。
習近平上台不久即開始重新「高度評價毛澤東」、「深切懷念偉大領袖毛主席」的過程之始，也是按照李慎明為他設計的口徑，先把毛澤東的所謂「錯誤」輕描淡寫，在此基礎上把毛澤東「所犯的錯誤」說成是「黨所犯的錯誤」，繼而再強調這種「用心良苦」的「錯誤」的形成因為「歷史條件」的局限是「不可避免」的。
筆者在網上文革博物館裡讀到過高文謙先生的文章《毛的文革遺產與習近賓士國模式》，文中尖銳批判說：毛澤東是中國人的宿命和孽債，生前曾深刻地影響了中國幾代人的命運，改變了近代中國原有的歷史走向，把整個國家推入一場共產主義烏托邦試驗場。儘管他已經死去多年，但幽靈仍在纏繞著中國，牽制著未來中國社會的走向。而文革則是毛留給中國最大的政治遺產，一直蟄伏在朝野人心之中，時隱時現，揮之不去，左右著當今中共最高執政者的思維方式、執政模式、話語風格和路徑選擇。
按照文謙先生的說法：毛的文革遺產與中共官方的意識形態是一對孿生兄弟，前者是後者的極端形式，後者是前者的常態表現，兩者同源，互為依存，剪不斷理還亂。官方意識形態一直就存在著「文革基因」，其核心是敵對思維和鬥爭哲學，製造仇恨，崇尚暴力。毛的文革遺產當年經過文革秀才的包裝後，具有相當完備的理論形態，即所謂「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理論」，概括出性質、矛盾、對象、動力、途徑等六個方面的要點。本來，這只是文革秀才為毛髮動文革尋找說辭的理論包裝和欺騙愚弄民眾的政治宣傳，後來卻成為中共官方為毛遮羞的依據，用所謂的「理想主義」來掩蓋毛的文革罪責。
曾經在中共中央的黨史、文獻機構長期任職的高文謙先生披露說：文革浩劫後，人們痛定思痛，本來可以趁勢一舉徹底清算毛的罪責，從起草官方歷史問題決議前召開的四千人討論會上群起批毛的氣氛，就可以看出當時黨內外的人心向背。記得當時聽傳達，萬里在書記處會議上講，現在是最後一次再提「毛澤東思想」。但是，鄧小平扼殺了這一批毛的勢頭，強調毛功大於過，必須確立毛澤東思想的歷史地位，否則，決議寧可不寫！按照鄧定下的調子，當時理論權威胡喬木煞費苦心，試圖把毛的晚年錯誤即文革遺產從官方的意識形態——毛澤東思想中剝離出來，提出毛澤東思想是集體智慧的結晶，而毛晚年思想不屬於毛澤東思想。這樣一來，毛被高高掛起，讓林彪、江青背文革的黑鍋，中共官方提出的「徹底否定文革」轟轟烈烈地走了過場，成了爛尾工程，貽害深遠。其實，鄧心裡很清楚，對毛的評價禁不住歷史的檢驗。九十年代初，鄧向中共第三代領導人江澤民等人承認，當年決議「部分歷史是不實的」，對毛的評價是「違心的」，可以在他們這一代走後，再作全面評價。但是，已經坐失清算毛的歷史時機，以致造成今天毛文革遺產死灰復燃，困擾中國的局面。應該說，鄧對此起了關鍵作用，應負的歷史責任一點不比六四鎮壓小。
高文謙先生認為，鄧、毛之間歷史上的親密關係，使鄧小平對發動文革的歷史罪人毛澤東格外寬容，高高掛起輕輕放過。在維護毛的問題上，他甚至超過黨內保守派大老陳雲，在這個意義上，可以說鄧才是中共黨內最大的保守派。這種對毛的曖昧態度，對一黨體制的格外看重，決定了鄧在政治上的搖擺性，一身兼有改革派和保守派雙重角色，只求經濟發展，拒絕政治改革。這種跛腳鴨式的改革，催生了「中國模式」的權貴資本主義。鄧小平的時代實行的那種半管制、半市場的權力經濟——通過權力尋租，通過市場兌現，是中共官場乃至整個社會深陷腐敗、道德淪喪的原因，是鄧思想和毛體制雜交的怪胎。
在鄧小平時代，中共官方對毛文革錯誤的定性，是按照《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決議》的口徑，指毛犯有全局性的左傾嚴重錯誤，被林彪、江青兩個反革命集團利用並推推向極端，但沒有認真加以清理，而是強調「宜粗不宜細」，文革歷史的真相被刻意掩蓋起來，。「魔鬼存在於細節之中」，離開了歷史細節，一般民眾無從了解毛髮動文革的真相和罪責。再加上毛的文革遺產與中共官方意識形態的同質性，掰扯不清，結果八十年代官方的所謂「否定文革」做成一鍋抽象否定、具體含混的夾生飯。
但是，就是鄧小平主導制定的所謂「若干歷史問題決議」中對文革的被文謙先生形象形容為「貓蓋屎」式的「否定」，也早已經不被習近平所容忍，「對『文革』的評價（官方定義）也應該『與時俱進』」，「對『決議』 要有突破性的解釋和補充」，是習近平還只是中央政治局常委兼中央黨校校長時期，也就是胡錦濤向他交權的十八大之前即已經布置下去的「重大理論課題」之一。
當時，正值中共政權大張旗鼓地宣傳建國六十周年以及改革開放三十周年偉大成就。眼看在宣傳改革開放三十年來之「巨大成就」的過程中，「後」三十年的實踐和成就是對「前」三十年錯誤的徹底否定的觀點引起習近平的強烈警惕，於是便以中央黨校和社會科學院為主要參與單位，召集數名「理論工作者」組成「課題組」，習近平親自召見課題組全體成員，要求他們就「正確認識兩個三十年」的課題，作好文章，作足文章。
這個「課題組」的重要成員除了我們過去文章中已經介紹過的李慎明，在「近平同志的親切關懷和指導下出籠了《毛澤東關於保持黨和政府永不變質戰略思想產生的淵源、發展脈絡及相關思考》（即《文化大革命與永不變質戰略思想的起源》），還有當時也是社會科院院副院長的陳雲前秘書朱佳木的《「正確認識新中國的兩個三十年」》，以當時在習近平手下擔任中央黨校副校長的李君如的 《怎樣看待新中國兩個30年》文章，都是在代習近平等到自己接班之後以「領袖「之尊重新肯定」偉大領袖毛主席的豐功偉績「投石問路之作。
按照文謙先生的說法，「文革是（以習近平為代表的）紅二代的青春情結「。儘管紅二代們後來各自的命運經歷大不相同，但他們成長的環境是相同的，是喝黨文化的狼奶長大的，毛澤東是他們共同的精神教父。紅二代成長的年代，正是中共官方所說的毛的左傾思想急劇發展即向文革一路狂奔的年代，他們青春期躁動的思想也正是定型於文革期間。文革可以說是他們的青春情結。毛的敵對思維、鬥爭哲學，崇拜暴力，挑動仇恨等思想，深入紅二代的骨髓，成為他們的紅色基因……。以習近平為首的紅二代後來雖然經過命運浮沉和人生的摔打，其中不少人經歷了失落、懷疑、幻滅的過程，但從整體而言，這種以保黨天下為己任的人生底色始終保留下來，經過歲月的沉澱，轉變為現實政治中強烈的掌權意識。
筆者所要補充的是，習近平進入中央政治局常委會十一年以來不斷在內部一再強調的對所謂「蘇東劇變」及「顏色革命」經驗和教訓的借鑒，決定了他無法再繼續容忍對毛澤東的不敬和對「文革」的否定。而他習近平對文革情有獨鐘的另外一層因素，應該是毛澤東的帝王情節眼看也已經深入習近平的骨髓之中。
高文謙先生認為文革是「毛個人意志與極權體制結合的怪胎」 ，學術界觀點之一「極權體制是產生文革的根本原因」高文謙認為有待商榷，因為這是把主次顛倒了。一黨極權體制是毛髮動文革的制度平台，但與毛的個人意志相比，是次要因素。前蘇聯東歐也是一黨極權國家，他們那裡並發生過歷時十年之久的毛式文革。所以更確切地說，文革帶有毛強烈的個人印記，是毛的個人意志與中國一黨極權體制結合而產生的怪胎。毛一生嗜權如命，文革十年史就是一部赤裸裸的權力鬥爭史，貫穿始終的主題就是確保黨和國家的最高權力要牢牢掌握在馬克思主義者手裡——這是掌握在毛及其親信手裡的委婉說法。事實上，毛髮動文革非但與「理想主義」無關，反而是出於「寧可天下人負我」的極端自私——先是急於想當世界革命領袖，發動大躍進，闖下大禍後，又怕被人清算，於是先發制人，發動文革，把整個國家拖入歷時十年之久的浩劫之中。文革中，毛把群眾玩弄於股掌之上，鼓動群眾踢開黨委鬧革命，為他火中取栗。文革重大事件的背後都有中央文革秉承毛的旨意操弄群眾的那隻手，當他在天安門城樓上高呼「人民萬歲」的時候，想的是如何把火燒向劉少奇，衝垮黨內反對勢力。
現如今的習近平掌權之後雖然沒有當年毛澤東一樣利用愚民百姓對中共各級官僚政權的不不滿情緒，用「發動群眾」的辦法完成了他的帝王心愿，但他上台之始發動的黨內的反腐運動即是應鞏固整個政權的需要，更是實現自己個人集權的需要。試想，如果沒有習近平國內反腐運動的政治高壓前先，所謂的「核心意識「、」看齊意識「怎麼可能會成為從李克強往下的九千萬共產黨員—特別是其中數千萬若被斷絕」皇糧「就會凍餓街頭的各級黨政幹部的「自覺自愿「？
高文謙先生認為毛「人民情結」的背後是要做「千古一帝」。毛在發動文革是政治手段上的翻雲覆雨，原因在於他刻意表現的「人民情結」和內心深處的「帝王情結」這兩個角色的內在衝突：一方面，他故作代表底層民眾的姿態，號召他們起來造體制的反；另一方面毛本人就是一黨體制的締造者和官僚集團「最大的官」，享有至高無上的特權。
反觀中共政權的當今「領導核心」習近平何嘗不是如此？
（文章只代表特約評論員個人的立場和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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