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10月3日星期三

一個醫學博士的自白

來源: 醫師報

17歲那年,直到交志願表的前一個月,我還沒想到自己有朝一日會成為生。就在這時,朋友向我說起一個紀錄片,說的是協和醫院名醫林巧稚如何醫術高超,做人一品,那灰磚綠瓦的醫學院如何著名,如何培養一流的醫學生。幾句話勾勒的圖畫,一剎那擊中了我的神經。17歲的我,一直希望能走一條不同於別人的路,我一邊覺得這8年醫學生活會充滿艱辛,一邊又覺得它將不同尋常、不落俗套。

30個新同學見面後,開始交換理想,大部分女生都是受了林巧稚的鼓舞進了協和,並立志要做當代名醫。很快,這些輝煌與欣喜便被稀釋,接下來是真實生活一波接一波的長久考驗:我們宣誓希波克拉底誓言,硬著頭皮解剖了半年的屍體,早上睡眼朦朧地給病人扎針抽血,搶著給闌尾炎病人做手術,每晚自習到深夜12點以後。直至最終,把幾年學過的內外婦兒幾本大厚書摞在一起,把自己困在教室里一個月,昏天黑地,然後熬過了冗長的畢業考。

數了一下,除了選修課,8年下來大大小小總共考了59科。而在這8年我一直在想一個問題:如果說醫學本身是門並不完美的科學,那麼從事醫學的醫生,就是選擇了一份背著人道主義重擔、過程卻冷暖自知的職業。這份職業,承擔著來自病人類似上帝的期待,卻脫不了一個凡人的身份,脫不了身邊需要面對的瑣碎現實。

臨畢業那段時間,媽媽經常在電話里說上樓很吃力,這表明她的風濕性心臟病加重了。我讓她來北京複查,如果可能就做球囊擴張術,強度也不大,還能解決點問題。靠著在醫院積累的關係,我事先進行了周密的安排。但就在治療前,一項必須的檢查除了發現重度二尖瓣狹窄外,還發現她的瓣膜有血栓。醫生說這種情況肯定不能做球囊擴張了,如果要做,必須開胸。拿到檢查單的那一刻,我的眼淚忍不住落了下來。對當時月生活補貼僅200多元的我來說,5萬元的手術費是個龐大的數字,去哪兒籌這筆巨款呢?

那晚,按照計劃,我必須去丰台區大紅門屠宰場取10隻豬眼睛回來做實驗。與外面漸歸寂靜的世界不同的是,屠宰場上班時間是午夜。我在漆黑的夜裡等了一個小時,待工人上班後,我穿過血流成河的地面,聽著豬臨死前凄慘的哀鳴,看著工人麻利地用刀剜出5頭豬的眼睛。我飛快地付了50元錢逃離了現場。

拎著盛著豬眼睛的冰盒回到昏暗的實驗室,強忍瞌睡,在地下實驗室一直忙到天亮。回去時媽媽還在等我,她態度堅定地告訴我:??「我想好了,暫時不做手術。??」作為一個醫學生,我沒能說服媽媽。媽媽和我都明白:即使媽媽被我說服了,我也付不起這筆巨額手術費。

這一夜對我來說,刻骨銘心。

第二天中午吃飯時,導師說:??「聽說科里名額緊張,今年的已經用掉了。現在有些事很亂。不過沒事,你看這樣行不行?我的科研經費賬戶里還有差不多3萬美金,我可以去跟院長說,要求你留在眼科,我用科研經費付你工資,帶你看門診。這樣,以後咱爺兒倆每周可以抽兩個半天去圖書館,一起討論問題,把我會的全教給你。我相信你會是個很有前途的醫生。??」

他描述的生活讓我有一刻的嚮往和動心,但很快就被現實淹沒了。我不敢看老人的眼睛,不知道怎樣告訴他。就在昨天我已打定主意去做科研。

最終還是咬咬牙告訴導師:??「我不打算做醫生了。??」

??「多可惜,為什麼???」老人很驚訝。

為什麼?我無法跟老人說。他一生思想那麼單純,心態那麼樂觀。他能懂得身處在我們這個年代,一個平凡醫生精神和物質分裂的矛盾嗎?他會認為現在醫學需要解決的不僅僅是技術和知識,還有其他問題因為過於宏大過於龐雜而無法解決嗎?他能接受張孝騫、林巧稚時代已經像一個純真的童話一去不返了嗎?他能告訴我一個有宿命感同時又追求豐富性、多樣化的年輕醫學生,怎麼在以醫學為職業的一生中得到內心的幸福和平靜嗎?

一代婦科名醫林巧稚

8年前,我因為林巧稚、琉璃瓦、救死扶傷選擇了學醫。8年中,我也曾品嘗過學醫的幸福,也像我的同學一樣,為學習醫學知識付出常人難以想像的艱辛。但是這幸福這艱辛,最終在渺小個人、龐大社會、迅變時代、科學進展的雜燴湯里被漸漸稀釋。

鮮為人知的隱痛

一次同學聚會,一位在急診輪轉的同學問大家:??「一個車禍外傷大出血的病人被送到急診,沒有擔保人,沒人交住院押金。經濟情況不明,給不給他治???」如果按照上學時所受的救死扶傷的教育,當然無需思量馬上搶救,但按照現實醫院的教育結果,首要問題是費由誰來付?假使當班醫生被油然而生的責任感驅使,不問費用便救死扶傷,最後極有可能挨醫院訓斥。

此外,假使這個病人因沒錢而取不到葯,單單指責這個醫生不救人就有點冤枉。現代醫院分工嚴格,醫生只是大體系中的一個小分子,不能指揮整個醫院,連藥房他都使喚不了,與以往在家抓藥的老中醫的許可權不可同日而語。但在報紙的社會新聞版,經常可以看到這樣的報道:病人性命攸關,醫生見死不救。彷彿醫生個個都是勢利眼,只給富人治病,不給窮人看病。

看病這件事,我們往往簡化為醫生和病人兩個人之間的事,忘記了醫患身處的醫療環境。能看見的只是醫生,代表醫療露臉的那個人,但不應將患者對醫學、醫療、保險體系的不滿和怨憤,統統轉嫁到醫生身上。

有一項調查問道:??「你是否在臨床中遇到過醫患糾紛???」被調查的200多位醫生大多回答??「太多了??」??「剛剛還碰上一起??」??「同事前兩天被打了??」。基本上被調查的每位醫生都遇到過。輕則挨譴責怒罵,彼此不歡而散;重則患者告上法院,甚至醫生遭受暴力。當被問到最怕什麼時,被調查的醫生幾乎眾口一詞:??「醫療糾紛??」。

在越來越多人們的印象中,醫生的形象從未像今天這樣歧義橫生。但很少有人確切知道這個職業的辛勞與風險。有項調查得出結論:??「如今醫生已經成了世界上最不健康的人群。他們死得比大部分人都要早,比其他人更容易自殺,更容易患上心臟病和胃潰瘍,比其他人群更需要有心理諮詢,比同時代人更容易酗酒和吸毒。他們的婚姻持續時間不長,他們在巨大的壓力下步履維艱,不堪重負。??」

當醫生成為病人

有一位美國的老教授,行醫50年,晚年時得知自己得了喉癌。他成了病人,從站在病床邊一下子變成躺在病床上,重新審視眼前的醫學、醫院和醫生,頃刻間獲得了不同的意義——屬於病人的意義。他回憶自己曾經作為醫生高高在上、習慣發號施令,但成為癌症病人後,遭遇和心情與其他病人如出一轍:他不敢面對的真相,他被護士嘲笑??「脖子短??」,醫護人員無視他的尊嚴,他眼前的商業醫療環境一味追求利潤的最大化……

他開始意識到,其實??「這些問題當然是在我生病以前就已經存在的,可是直到自己成為病人以後,再度回來工作時視野才被打開。??」一個醫生什麼時候才能真切體會到病人所面臨的問題,也許只有等他成為病人的那一天起才能覺悟。

這位老教授如此對比角色轉換後的感受:做醫生時,他習慣做命關病人生死的決定,習慣擁有權力。可當他是病人時,這些權力消失得無影無蹤。成為病人後,儘管他也認識幾個熟人,但也只能像所有病人一樣,做一件事—等待,等待,再等待。他時時會碰上等了一個小時但看病只花了5分鐘的情形。處在病人角色的他終於意識到,醫生的一點點同情心對病人是多麼意味深遠。這位德高望重的醫生成為病人後,還經歷了兩次被醫生誤診的倒霉經歷。他本可以控告,但回想從醫這麼多年從沒被病人告過,可自己肯定也犯過類似錯誤。

正如他所言:每次痛苦的經歷,都能讓我設身處地想起當年自己行醫的情形,我更願意把這些經歷告訴自己和年輕的醫生,成為他們日後行醫的教材。他在《親嘗我自己的藥方》一書序言中說:??「如果我能從頭來過的話,我會以完全不同的方式行醫,很不幸,生命不給人重新來過的機會。我能做的就是告訴你,在我身上發生了什麼事,希望你我都能從中得到教訓。??」

關於患者:誰是你需要的好醫生

是不是態度和藹的醫生,就是我們需要的好醫生?是不是名聲遠揚的醫生,就是我們需要的好醫生?

我曾見過這樣三位醫生。一位是待人和善的女醫生,她對病人總是輕聲細語,關懷同情。與她交往的過程中,病人肯定能滿足人情味的強烈要求。但這位醫生直到50歲依舊是副教授。同事評價說她臨床邏輯不太清楚,也很少更新知識,更沒有能拿得出手的科研成果。

一位是當到副教授後,中途出國讀了個藥理學博士學位,在美國有了自己的實驗室,發表了不少科研文章。然後有一天回國發展,繼續臨床。因為科研優勢,很快獲得教授職稱,還當上了科室主任。但在真正手術的時候,他的技能已經不如一位天天泡在臨床的主治醫生了。可是,這樣的內情,一個普通病人在門診是無法知曉也無法判斷的。

還有一位是做心導管非常出色的醫生,但他的職業生涯有一個致命的薄弱環節,就是學位是本科。文憑上的缺陷直接影響了他的晉陞,影響了他蒞席各種學會獲得光鮮頭銜的可能。在病人眼裡,根本了解不到他真正的臨床技術,也就是病人最關心的醫術。

那麼,我們怎麼給自己選一個好醫生?在現在的醫生評價體系中,一位資深的醫生,其學術成就或行政頭銜,都會帶來更多的名氣。但對具體病人來說,更重要的其實是人情味和醫術。實在不能兼備,那應該是醫術對病人更為重要。

一個朋友患了子宮肌瘤,需要做手術,本來覺得腹腔鏡就能解決,問我去看誰。我給了她兩位專家的名字。結果她看完告訴我,一位專家告訴她,因為肌瘤的位置長得比較棘手,周圍有血管和尿管,腹腔鏡未必能解決,恐怕需要開腹。我問了問同行大夫,這位大夫一聽就明白了,說因為這個醫生的手術風格就是過分細心,有人用兩小時做手術,她可能用三小時。有人不覺得危險,她可能會覺得風險很大。

我立即把這番話告訴了朋友,她驚叫:這裡面學問太多了!我問她:??「你是願意肚子上開三個洞做腹腔鏡呢?還是願意冒著開腹的風險???」既然就做這一次手術,就要想辦法儘可能去找個最適合你病情的好醫生。

那麼,中國醫生的醫術究竟如何?一位國內免疫內科的教授對我直言:??「不要以為美國的風濕免疫學有多強,他們只不過掌握了科研話語權,有基金去搞基礎研究,實驗室結果出得比我們多。論臨床經驗,我感覺他們還真不如我們,還是中國的某些醫生更厲害。我一上午的門診,能接觸到好幾例系統性紅斑狼瘡,我們病人多,病種多。但是在美國,如果一個病房裡收進了系統性紅斑狼瘡的病人,幾乎全內科的實習醫、住院醫生、教授都會跑來看。??」

現代聰明病人

一位朋友住進婦產科腫瘤病房,進去的時候手裡捧的是《別讓醫生殺了你》。她的這種行為,有力地挑戰著醫生的權威性。這樣的病人,醫生管她們叫??「刺兒頭??」。我那在婦產科的大學同學就直言不諱地說:我喜歡從農村來的病人,老老實實,一句不問,那些城市裡的知識分子,特別是女知識分子,事兒事兒的,問題一籮筐,看了就頭皮發麻,不知道哪天就會找你麻煩。

手捧《別讓醫生殺了你》的這位朋友,繼續按照自己內心的目標和願望行事。因為在她看來,她的最終目標是——爭取最好的醫療,為自己的健康打算。為什麼看《別讓醫生殺了你》?她的解釋是:這是我第一次住院,我總得了解一下醫療這一行的真實情況,從各個方面,好的壞的都要看一看,然後,我才知道怎麼防患於未然。

自然,面對醫生,她的問題也有一籮筐。比如,給她選擇治療方案時,她會問這位醫生為什麼建議先手術後化療,問那位醫生為什麼又建議先化療後手術。結果她發現兩種方案的療效並沒有顯著差異,只不過是兩位醫生不同的治療哲學、不同的治療習慣而已。

據她回憶,幾乎每天查房時,醫生走到她的床前,她都帶著笑容,準備了起碼兩三個問題準備提問。不僅如此,她還找來醫學院的婦產科學課本,來來回回讀了好幾遍。她詳細了解了她所患疾病的治療歷史、演變以及目前國際的最新進展。其中有些趣聞和故事,我從來沒聽過。

在給她靜脈插管以便打化療葯時,疼痛曾讓她大呼小叫,這樣的結果是——病房裡找來了最有經驗的老護士給她插管。老護士使出絕招,輕飄飄就插進去了。最後她出院時問管病房的老教授:我現在對這種病的了解,是不是已經相當於一個起碼醫專學生的水平?老教授不得不佩服地點頭說:你的水平豈止醫專,有些本科的學生可能都不如你鑽研得深。

這樣的一個??「刺兒頭??」,在治病過程中,一直在強勢但友好地爭取最好的醫療,力圖和醫生保持平等,力圖把自己放在能和醫生對話的位置。最後,她贏得了醫生的注意力,帶著健康滿意回家。不僅如此,她甚至還和其中一兩個醫生交上了朋友。以至她複查時,只要往門診一站,醫生就會回過頭來像老朋友似地跟她打招呼,問長問短。

醫生和患者永遠是勢不兩立的敵對方嗎?兩個凡人之間的溝通,最柔軟之處在於坦率和真誠。做一個能吸引醫生注意力但又不讓他反感的病人,需要一定的公關技巧。這聽起來有些悲哀,但也算是當前我們冷靜面對現實時的一條解決之道。眼下的現實是什麼呢?醫生在上學時沒有學過溝通技巧,工作後也沒有競爭環境、沒有職業訓練要求他必須注意溝通技巧,而醫患關係正走向對立的方向,越來越多的醫生和病人開始防範,而不是對話。

當病人成為醫生

美國一位女病人的經歷發人深思:她一生兼著雙重身份:全職病人,同時也是全職醫生。她患了一種罕見的先天免疫缺陷綜合症,曾多次因感染住院。她得過名目繁多的感染疾病,做過許多次骨髓活檢,並且醫生還一次又一次警告她,你隨時可能得上或其他癌症。她躺在病床上如此痛苦,曾苦苦哀求一死了之。後來她決定去學醫。原因只是因為一個生病的人想更多了解自己的病,以更好了解那副身體,重獲對身體的掌握權。

還有一個原因,是她每個月都必須靜脈注射抗體和干擾素,單單這筆費用對她來說就是天文數字,而當醫生能減少這筆開支。兩個原因放在一起展現的是,對一個面對疾病的人,精神和物質層面的雙重需求。如果別人都幫不了,那就自己動手干吧!當個醫生,也解決了醫療費。

後來成了醫生的她這樣寫道:??「我遇到的病人塑造了我日後成為什麼樣的醫生。我從裡到外了解這個行當。我不僅知道身體出了什麼毛病,還知道對有毛病的身體背後的那個人意味著什麼。不管怎麼說,如果你病了,你最後想聽的才是醫生他自己的問題。我能把自己的病人經歷反過來用,對待病人就像我自己怎麼要求醫生對待我那樣。這種經歷,更有助於我和病人的交流。??」

這位先天免疫缺陷的女醫生,以獨特的方式理解著貫穿生命中的疾病、恐懼和無常。她告訴大家的是:世界沒我們想像得那麼糟。

不管是醫生還是病人,感恩每句親切的話語,每次仔細的檢查。要知道??「控制疾病不是件容易事??」。還有,??「疾病普遍存在,並最終獲勝。我們會失敗這是當然的事情,死亡最後獲勝。當我還是醫學生的時候,就知道我選擇從事的職業是一個註定美麗的、榮耀的失敗。??」

現代醫學困境:好醫生和??「牛??」醫生

一位朋友的乳腺上長了個。大半年前,她去看一位70多歲的乳腺外科專家。有天,我接到朋友電話,語氣焦急,說剛去做了B超,單子上寫著:乳腺腫塊邊緣不清,血流豐富,懷疑是惡性腫瘤。朋友心情極其低落。

轉天她拿著B超結果再去看這位老專家。老專家仍堅持說:??「目前很難說是惡性,相信我這雙手,再去找個高手做B超吧。??」朋友找到B超高手又做了一回,結果居然是:邊緣欠清,血流不豐富,乳腺增生,建議隨診。兩份結果截然相反,她哭笑不得,手足無措,不知信誰。

在兩份結果的折磨下,朋友似乎成了一個執著討說法的秋菊,又馬不停蹄地去看了北京其他醫院的許多醫生。無一例外,這些醫生的建議都是:切出來看,病理結果一出來什麼都清楚了。她又轉過來問我這個醫學生的建議,我說出來的話和那些醫生如出一轍。她再去問老專家,老專家卻仍說:不要隨便動手術,相信我這雙手吧。

她又去做了鉬靶檢查,結果也是提示乳腺增生。再拿著結果去看老專家門診的那一天,前面還有幾位病人,她坐在走廊里等。這時,一位中年婦女突然闖進了老專家的診室,衝上前去,對著老專家一陣拳頭落下。70多歲的老專家被打得頭髮零亂,表情痛苦。派出所把老專家和女病人帶走時,身材高大的他,看見人群里的我朋友,正了正色,說:??「改天來看吧,不要挂號,直接來吧。??」

動手打人的這位女病人,5年前曾看過老專家,當時因為乳腺癌病情已到晚期,老專家動員病人做全乳切除,否則複發的可能很大。女病人切了乳房,倒是再也沒複發。但生活卻因這場病和這次手術發生了巨大變化:下了崗,離了婚,經濟窘迫,生活無著。女病人把悲慘的生活都歸咎於5年前老專家的建議!

朋友問我,為什麼別的醫生都建議她把腫塊切了,看病理結果?為什麼老專家冒著可能被病人動粗的危險,建議她不要輕易動手術,請她相信自己的那雙手?

當法律介入醫生和病人的關係之後,當我們的生活里充滿對醫生的抱怨、戒備甚至敵視後,醫生從病人那裡也越來越得不到人情味的回報。他們在給病人做決定時,漸漸學會了保護自己,給一個四平八穩的決定,給病人一個清晰、明確、可衡量的結果。朋友諮詢的那些建議她手術的醫生,出於對腫塊性質的不可知,所以建議她一切了之,病理結果出來後,便真相大白。這樣的醫生,在法制社會裡算是好醫生。他們四平八穩,所有的乳腺腫塊在良性和惡性定不了性時,都會勸病人切了算了,自己也摘得乾乾淨淨。

但老專家希望盡量少地影響病人的生活質量,不想讓病人無端地多挨一刀。??「乳房對女人有很重要的象徵意義。一個被刀割過的乳房,終歸是不完整的乳房。??」他不惜冒著可能被埋怨、被誤解的危險,告訴病人在他看來認為最合適的選擇。??「請相信我這雙手吧。??」這樣的話,不知道在現在,還會有幾個醫生能說出來,也不知道那些懷著戒備、提防之心而來的病人,有幾個願意相信這位一腔真誠的醫生?會不會日後腫塊真成了惡性,反過來把醫生告上了法庭?

??「你說,他圖什麼呀???」朋友這麼問我。我說,這可能是一個現代好醫生和一個瀕臨絕種的??「牛??」醫生的區別吧。就像裘法祖那樣的外科巨匠,反而不一味推崇??「手術刀至上??」主義,而是主張??「能不開刀的就不需要開刀,能用小的開刀的,能解決問題的就開小刀,必須要開大刀的人,要開得徹底,要開得好??」。

只剩下治病,不再是治人

如果你面前有兩個醫生,一個醫術高超但待人冷漠,一個醫術平庸但待人和善,你會選哪個?朋友小何說,如果只能選一個,她會選擇後者,醫生首先要有人情味。小何的一次看病經歷,發生在被老闆惡整的那幾個月。成為??「辦公室政治??」犧牲品的她,鬱悶至極,經常感到胸口悶、呼吸困難、心跳快、手腳麻,脖子看上去也有點腫,以為是甲亢,去醫院看了好幾個科,醫生都是給她了化驗單,然後看了化驗結果說——沒事,回家待著吧。

??「最後看了個內分泌科的小醫生,看了化驗單之後,可能看我挺順眼,也可能碰巧那天不太忙,就問我最近有沒有經受什麼打擊或者不順利。我看她那麼面善,就聊起被老闆惡整好幾個月的前前後後。結果聊完了,感覺好多了。後來她告訴我這叫過度換氣綜合征。我用她教的方法,不舒服時對著一個塑料袋呼氣吸氣,感覺好多了。??」

但醫學的發展,可能是以喪失溫情為代價的。被譽為現代科學之父的喬治·薩頓早在20世紀40年代就斷言:??「科學的進步,已經使大多數的越來越遠地偏離了他們的天堂,而去研究更專門和更帶有技術性的問題,研究深度日益增加而其範圍卻日益縮小。廣泛意義來說,相當多科學家已經不再是科學家了,而成了技術專家和工程師,或者成了行政官員、操作工,以及精明能幹、善於賺錢的人。??」

這段話同樣適用於現代醫學。醫學,原本是一門時時需要以人為本的科學,而現在,它越來越顯示出專業主義的冷酷秉性。

小何因時常發作的腰疼,決定再次去醫院看病。問我意見,我說如果你能做到不厭其煩,那就去吧,但當天肯定得不到醫生的結論。她做好了不厭其煩的心理準備去了醫院,先是導醫台把她分到婦科。她掛了一女副教授的號,醫生給她開了一堆檢查:血常規、血生化、宮頸刮片、B超……許多檢查她連名字都叫不全,也不知道作何用途。醫生說等這些檢查結果出來後再來。一周後等所有結果出來後,醫生說婦科沒事,去腎內科看看。她去了腎內科,又是一堆檢查,一周後結果正常,醫生冷冰冰地說:我這裡沒事,去骨科看看。

小何問我:??「這些學醫的人就這麼給病人一個說法的?好像我在他們眼裡只剩下解剖結構,還按器官系統劃分。??」

除了簡單歸罪於醫德醫風下滑,導致醫患之間今天這樣難以收拾的尷尬局面,並不能完全責怪醫生。他們每個人其實都面臨著兩個難題:一邊是患者一如既往對醫生人情味的要求,一邊則是現代醫學分工日益細化的現實。難怪有智者悲嘆:??「技術專家如此深地沉浸在他的問題中,以至於世界上其他事情在他眼裡已不復存在,而且他的人情味也可能枯萎消亡。??」現代醫學的飛速發展,使幾千年來一個醫生面對一個病人的對話氛圍,在短短几十年內切換成??「一個醫生面對一個器官??」,甚至??「幾個或十幾個醫生面對一個病人??」。進了醫院,就像一架盛著出錯零件的機器上了流水線,醫生看他負責的那部分零件,而對醫生來說,這零件不管來自誰都是一個樣,他只管維修,就像汽車維修站的工人一樣。

而在100年前,還是一個醫生只面對一個病人的情形。那時的醫學,沒有那麼多精確定量的檢查儀器和指標,主要靠經驗、感覺,在醫生和病人直接接觸的過程中完成。人情味成了那時醫生和病人之間的重要調料。

今天,醫生的情感因為失去往日的專註性而日趨冷淡。現代醫學似乎在人文層面上,進入了一個沒有轉角可言的尷尬境地。而在醫學??「科學主義??」漸漸成為大家的信仰時,接近平民的溫情,可能恰恰是醫治人們對醫學冷漠偏見的良藥。

我的母校,曾是20世紀初由美國洛克菲勒基金會支持的醫學院。它在中國最初的起源,和醫學傳教士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繫。那時,醫學傳教士面對的病人包括身體和靈魂。

上學時,老師曾給我們講過這樣一段歷史:學校的第一任公共衛生教授蘭安生,率先賦予了冰冷的??「白大褂??」以溫情。他的解決之道是在北京城內成立了社會服務部,提倡醫生、護士走出醫院,走進衚衕,拉近和市民關係。蘭安生教授還邀請國際平民教育之父晏陽初,到協和醫院講課。晏陽初諄諄告誡協和未來的醫生:??「你們需要一個科學家的頭腦和一顆傳教士的心靈。??」

當時還是學生的陳志潛也在聽眾席中,甚受觸動。日後,他脫下??「白大褂??」,換上??「灰長衫??」,博士下鄉,來到中國農村。這位中國公共衛生之父,自己當醫生,妻子當護士。他立志賦予醫學以更多的溫情,在醫患之間,尋找更廣層面的解決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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