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們曾經在天安門廣場上分屬兩端，一個是戒嚴部隊的解放軍軍官，一個是被坦克碾壓雙腿的大學生。命運的安排，讓李曉明與方政30年後在台北首度相遇，一起回顧六四事件，並且共同接受《報導者》專訪。
六四天安門事件后兩天，北京市區景況。
他們曾經在天安門廣場上分屬兩端，一個是戒嚴部隊的解放軍軍官，一個是被坦克碾壓雙腿的大學生。命運的安排，讓李曉明與方政30年後在台北首度相遇，一起回顧六四事件，並且共同接受《報導者》專訪。
30年前，六四事件發生的時候，戒嚴部隊低階軍官李曉明和應屆大學畢業生方政，身處「槍口兩端」，並沒有近距離的接觸。6月4號清晨，方政被坦克碾壓失去雙腿時，李曉明還跟著部隊在北京市區外徘徊。5號上午，李曉明到達天安門廣場的時候，做完截肢手術的方政，剛慢慢蘇醒過來，躺在積水潭醫院的病床上，和李曉明相距大約8公里。
30年後，兩人在台北第一次見面、第一次同台。5月18日上午，在華人民主書院等主辦的「六四事件30周年研討會」上，李曉明講起30年前自己在天安門廣場親眼看見的一條留有彈洞的褲子，竟然激動到哽咽，一時說不出話來。方政就坐在李曉明右手邊的輪椅上，靜靜地聽著。
隨後，作為評論人的方政發言說：「和他坐在一起，我也是第一次，感覺怪怪的，其實沒有太多的心理準備 」這一席話講完，台下響起掌聲，兩人不約而同地把手伸出來，緊緊握在了一起。
如果你和他們兩人握過手，就會知道這兩隻手的力道。1964年出生的李曉明，精瘦的臉頰至今留有軍人的堅毅；1966年出生的方政，嚴肅的國字臉上同樣流露出運動健將的陽剛。
六四事件過去30年後，當年參與戒嚴的解放軍官兵和受難者之間，第一次在公開場合握手，並在3天後接受《報導者》專訪，也可能是昔日屬於兩個群體的人首次坐在一起受訪。然而，這遲到了30年的握手言和，只是讓他們成為述說六四真相的「戰友」，並不代表統治者與民間和解的開始。
30年前槍口那端的他：記下長官說「絕不能向群眾開槍」
1989年6月3日下午，身在通縣（現通州區）三間房軍用機場，116師高炮團1營2連中尉雷達站長李曉明看到北京東南郊的天色一片陰沉。5月20日，當時的國務院總理李鵬簽署「戒嚴令」，他就在那一天隨所在的第39集團軍116師從駐地遼寧省海城市出發，22日到達了三間房機場，住在軍用帳篷里。
三間房機場的出口有哨兵24小時把守，軍人們出不去，除了出操訓練，只能學習《解放軍報》，也有人帶了收音機，了解學運的情況。
軍校本科畢業、分到部隊擔任副連職雷達站站長的李曉明，有點不知道如何面對學生。一方面，軍人以服從命令為天職，但另一方面，在部隊被稱為「學生官」的他，兩年前也還只是石家莊軍械工程學院的學生。設想如果自己還是大學生，他覺得自己可能也會走上街頭聲援。
儘管思緒有點亂，但李曉明清楚地意識到，自己即將經歷一場重大的歷史事件，於是找了一些紙記錄日常。他記下了，剛到北京時，所在部隊的長官進行教育時說的是：我們是人民的子弟兵，絕對不能向群眾開槍，誰開第一槍誰就要向歷史負責。
上級的命令不期而至，但這一次命令的內容變成了「不惜一切代價執行戒嚴令」，要求6月4日早晨準時到達天安門廣場。
於是，116師的車隊從通縣朝著天安門廣場進發。車上的解放軍之間並不怎麼說話，氣氛很是沉悶。
進入市區外圍，一路上都有民眾頑強堵截，甚至想方設法把部隊切割開來，116師只能不斷變更計劃，迂迴前進。他們先是到了朝陽區八王墳，又往南去到東三環路與廣渠路交叉路口，再向西到了雙井。
李曉明記得，最初阻攔的人並不多，但他們沒有選擇衝過去，而是退後，因此得到了群眾的掌聲。
但是，危機還是在不斷升級。車隊開到一個偏僻的地方時停了下來，然後通知大家去彈藥車領子彈。
原本部隊從海城出發時，官兵們已經領到了槍，軍官是五四式手槍，士兵是AK-47衝鋒槍，只是一直沒有發子彈。彈藥車的大門打開后，一箱箱子彈從車上抬下來。AK-47一個彈匣36發子彈，士兵們無需登記，隨便領用。這時周圍也有少量圍觀的群眾，震驚得說不出一句話。李曉明覺得心情沉重，同時一觸即發的衝突也讓身為軍人的他有些害怕。
到了晚上，116師依然舉步維艱，師長許峰大校帶了幾個參謀穿著便裝進入北京市區和天安門廣場附近察看情況。這時開始有消息說，有其他部隊已經在開進途中開槍殺人了。李曉明記得，師長回來后臉色陰沉，告訴部下「我們收不到上級的命令」，就一頭鑽進通訊車裡不出來了。但其實高射炮團1營的一台小功率電台，仍然可以收到對116師的呼叫。
午夜時分，一陣馬達聲把李曉明從睡夢中驚醒。他睜開眼，看到一輛裝甲車，將擋路的公交車頂開，全速向城內開去，車上有士兵正在朝天放槍，恐嚇圍堵的民眾。雖然116師依然按兵不動，但「人民子弟兵」向人民開槍，已經不再只是傳言。
30年前槍口這端的他：為救學妹遭坦克碾過雙腿
同樣是3號晚上，北京體育學院（現為北京體育大學）理論系運動生物力學專業大四學生方政，正身在天安門廣場上。從5月中旬──也就是李曉明跟隨部隊來到北京的時間開始，方政就經常來天安門廣場參加靜坐。
此時，學生們已經佔領了天安門廣場20多天，靜坐、絕食、唱歌、發表演講。對此，政府和部隊一直表現得還算剋制。就在3日清晨，軍隊再次企圖進入廣場的行動，又一次被學生、市民們擋了下來，對峙的雙方也只是用唱歌的聲量壓制對方。士兵們撤回人民大會堂時，還贏得了掌聲和「人民解放軍萬歲」的讚賞聲。沒有人想到「清場行動」就要在這個晚上發生。
在這個無法被歷史忘卻的夜晚，從北京衛戍區、天津警備區以及14個集團軍、空降兵部隊等各處調集來的19支部隊超過20萬人，得到命令，從北京周邊各個方向進入天安門廣場，不惜一切代價──也就是獲准開槍。
在西長安街木樨地到西單，在天安門南面的天橋、珠市口、前門一帶，在東長安街南池子街南口，槍聲此起彼伏，陸續有市民中彈倒下，被送往醫院搶救。
但對這一切，在那個通訊還不發達的年代，廣場上的學生無法在第一時間得到消息。直到晚上10點多，方政和其他人才聽說，部隊正在朝天安門挺進，一路上已經開槍射殺了很多無辜百姓，還有人帶著沾血的衣服到天安門廣場，展示給大家看。氣氛頓時緊張了起來。
深夜11點，一輛裝甲車單獨開進了廣場，遭到燃燒瓶襲擊后，開始四處衝撞。在紀錄片《天安門》（The Gate of Heavenly Peace）中，當時身在天安門廣場的作家劉曉波回憶說：「突然天安門廣場的大喇叭就響了，開始播送戒嚴部隊的緊急通告，說國家已經下決心，要不惜一切代價，平定這場反革命暴亂。好幾十萬人的廣場，半小時之內就空了，就剩紀念碑周圍的這些人了，確實感到恐怖。」
凌晨2點半，軍隊包圍了廣場，將留下來的學生圍在了中間。方政是其中的一員，他記得廣場上大約還有3、4千名學生，有北京的也有外地大學前來支援的，和自己一樣來自北京體院的有20多人。大部分人坐在「人民英雄紀念碑」附近，另一些則圍坐在紀念碑北側學生們自己樹起的民主女神像周圍。
3點半，劉曉波等人開始勸學生撤退。隨後，台灣歌手侯德健等3人坐著車去找戒嚴部隊，找到一位大校進行談判。大校向上級報告后回話，希望侯德健等人能夠成功說服廣場上的學生撤離。「保衛天安門廣場指揮部」副總指揮封從德在學生中主持表決，最後拿起話筒宣布撤離。
在佔領天安門廣場20多天之後，所有留下的教師學生，唱著《國際歌》，或是哭嚎著，互相攙扶著，撤出了天安門。
學生朝不同的方向撤離，有的往東，有的往西。方政並不是當時的學運領袖，只是跟著大家走在一支隊伍的後段。有一個同校低年級的女生非常害怕，他就讓學妹跟在自己身後。
他們從南面退出天安門廣場，沿前門大街走到新華北街，又穿過一條南北向的路往北，折到西長安街后，向西走到六部口附近。這裡距離天安門廣場直線距離只有一公里出頭，對面就是中國的行政中樞──中南海，這時是清晨6點左右。
忽然，方政聽到身後有爆炸聲，很快聞到了嗆鼻的濃煙──有人說部隊施放的是催淚瓦斯，但方政一直認為那可能是毒氣彈。一顆在他身邊爆炸，釋放出黃綠色的濃煙，籠罩他周圍兩三米的範圍，窒息的感覺頓時讓人頭暈目眩。
他想帶著學妹往比較安全的人行道上移動，又是扶又是抱，試圖幫著她翻過分割馬路和人行道的約一米高的鐵柵欄。就在此時，一輛坦克已經靠著馬路的邊緣疾駛過來，方政轉過頭時，已經看不清坦克的全貌，只見到大炮筒已經在面前了。
他推開學妹，自己卻倒下了，上半身依靠在鐵柵欄上，坦克從方政的雙腿上碾過，把他向前捲起。方政整個身體跟著坦克的履帶一起顛簸，然後又咚的一聲落在地上。
「從毒氣彈在我身後爆炸，到因為疼痛完全失去知覺，最多不過15秒鐘。」
十幾年後，有人給方政看了一張照片，照片中的主人公上半身倚靠在鐵欄桿上，一條長褲已經破裂，兩條腿血肉模糊，雖然面部被周圍的人擋住，但從當時穿的衣服，還有剩下的長短不一的雙腿，他一眼認出──那就是自己。
戰士面對民眾，學生面對警察
當時身在現場的一些人，記下了那輛碾壓方政的坦克車，編號是106。據學者吳仁華的研究，這支部隊隸屬於天津警備區坦克第一師第一團，團長羅剛上校。
6月4日，116師只有347團在團長艾虎生的帶領下，上著刺刀、喊著口號抵達了天安門廣場。跟隨師部行動的李曉明記得，那一整天他們都還是在市區外圍「繞圈子」，晚上車隊就停在一條公路上，邊上是一片稻田，大家難以入眠，也無心閑談。
5日清晨6點，38軍作戰處長站在一輛駕著機關槍的軍車上，來到了116師，「押送」他們去天安門廣場。
有部隊開槍之後，北京的馬路上已經幾乎沒有人，進發並沒有太大的阻礙。但在經過一座立交橋時，周圍的樓房裡，仍然傳出了「法西斯」、「劊子手」的叫罵聲，有人從高處扔磚塊下來「禮遇」解放軍。
身邊有個名叫李偉的戰士怒火中燒，對著立交橋開了幾槍，彈殼崩到李曉明身上。他罵了戰士幾句，李偉沒有再開槍。
9點左右，116師到達了已經滿目瘡痍的天安門廣場。李曉明看到，「人民英雄紀念碑」周圍的大理石台階、柱子已被坦克、甲車碾碎了，履帶壓過的印記清晰可見。廣場上到處都是垃圾，大多是帳篷、衣服、日常用品。他俯下身，在垃圾堆里翻找，發現了一條留有彈洞的黑色緊身褲和一件沾有血跡的花棉衣。雖然沒有親眼目睹屍體，但一個叫韓紅水的戰士告訴李曉明：「站長，我們在清理垃圾時，看到了地面上有好幾攤血跡。」
整個116師到達天安門廣場時，李曉明所屬的高炮團突然發現六連掉隊了，據說被圍堵在廣場西南面的新華社附近。團部派一連連長於學軍去接應，在接到六連返回廣場時，兩個連的官兵遭遇了群眾的罵聲和石塊攻擊。于學軍讓戰士對空射擊，嚇唬尾隨的百姓。但後來李曉明親耳聽到一個戰士吹噓說：「我向人群中掃了一梭子。」一梭子就是36發AK-47的子彈。「戰士和群眾的距離也就一兩百米，這一梭子子彈，就可能造成十幾人傷亡。」
李曉明隨著部隊抵達天安門廣場時，在廣場以外8公里的積水潭醫院，方政剛剛蘇醒過來。疼痛還那麼清晰，伸出手卻已經再也摸不到自己的兩條小腿。手術中，他的右腿截肢到了大腿上部，左腿則被截肢到膝蓋。
聽醫護人員講，受傷后，他先是被送到了距離六部口更近的二龍路醫院，因為傷勢嚴重，那所規模較小的醫院無法救治，這才轉到了積水潭醫院。
醒來后，他說自己是北京體院的學生，醫院通知了學校，老師和同學又通知了他的家人。家人匆匆從安徽合肥的老家趕來，坐了將近20個小時火車到了北京，此時已經是6月7日下午。
6月7日，天安門廣場情勢已經穩定，李曉明所在的部隊在那裡駐紮了兩天後，根據戒嚴指揮部的命令，分散到指定地區執行戒嚴任務。
116師的車隊向東出發，行駛到復興門立交橋附近的國際飯店。突然，樓上傳來了幾聲槍響。整個車隊停了下來，許多戰士趕緊下車，趴在地上，向大廈開火。槍聲停下之後，李曉明看到大樓表面的鋼化玻璃碎開來，像雪花似的，一片片掉落在了地上。
國際飯店後面，就是外交公寓，很多外國大使館官員、家屬住在裡面，因為也有不少子彈射向外交公寓，造成了一場「外交公寓風波」。第二天，很多外國人就離開了北京。
也是在6月8號或9號，積水潭醫院的醫生護士非常焦慮地跑來告訴方政，傳說部隊即將接管醫院，抓「反革命暴亂分子」。傷勢嚴重的方政尚未脫離生命危險，如果被部隊抓走，恐怕凶多吉少。好心的醫護人員把他的病床推到了一間配電房，還給門上了鎖。
過了一段時間，護士跑來開了門，告訴他只是虛驚一場，並非部隊要接管醫院，而是北京市公安局西城分局的警察要來醫院做調查筆錄。
從面對警察的那一刻，方政開始了自己持續30年對於六四親身經歷的講述。
30年後，做為一般人的握手和解
今年（2019）5月21日，李曉明、方政還有幾位中國民運人士去了一次中正紀念堂。
中正紀念堂正前方，擺著一輛充足了氣的塑膠「坦克」，體積比真正的坦克車還要大，深綠色的車身兩邊印著紅色的五角星還有「八一」字樣。坦克的正前方，站著一個同樣是充氣的塑膠小人。「坦克」的炮筒朝下，直直對著「人」。自由廣場風大的時候，會把「炮筒」吹得上下抖動，仿佛是在調節開炮的角度。
這個場景，足以勾起很多人的記憶。
30年前的北京，一個市民以血肉之軀阻攔坦克的畫面，被世界記住了。至今，這位螳臂當車的勇士真實身分仍未被確認，有人說他叫「王維林」，更多人稱他為「坦克人」。
2009年，在八九學運領袖周鋒鎖、封從德等人的幫助下，方政到了美國申請政治庇護。柴玲送給他一張合成照片，把「王維林」阻擋坦克的一幕和被坦克碾去雙腿的方政PS在了一起。方政很喜歡這張照片，覺得這展現了「坦克與人的兩種關係」。
而中正紀念堂的那輛「坦克」，則以類似形式藝術的方式，展示了人與坦克之間的第三種關係，方政覺得，它「不那麼沉重」，但同樣提示人們，不能忘記歷史。
「拒絕遺忘」，是方政和很多中國民運人士30年來持續在做的事情。從第一次面對警察做調查筆錄開始，方政便堅持，自己不是暴徒，沒有襲擊部隊，是遭到背後駛來的坦克碾壓失去雙腿。儘管，很多與他有著相同經歷的人，已經在反覆詢問之下，改口稱「是被公車撞傷的」。儘管，那位被方政推開倖免于難的學妹，也不願意站出來為他作證。
原本應該1989年畢業的他，已經分配好了到廣州一所大學體育系去當老師，因為受傷也失去了任教的資格。1992年，方政參加了第三屆全國殘疾人（身障者）運動會，拿到男子標槍和鐵餅兩面金牌。兩年後，他原本還想參加遠東及南太平洋殘疾人運動會，但遭到了政府的阻止，之後多年，日常生活也經常受到政府部門的監視和打壓。
全國殘運會剛結束，方政就從比賽地廣東去了海南，開始了8年自謀出路自由職業的生活，直到2000年結婚，才回到老家安徽。
同樣是2000年，瀋陽人李曉明去了澳洲，開始在皇家墨爾本理工大學自費攻讀電子工程碩士。早在7年以前，他就已經脫下了軍裝，轉業到了電業部門去當工程師。
2002年，家屬來澳洲團聚的李曉明，沒有了後顧之憂，決定站出來，成為第一個公開講述自己六四經歷的前戒嚴部隊成員。曾經有人稱讚他是英雄，但李曉明堅決否認，他說雖然入籍澳洲前受到過國家安全局和總政治部安全局的關注，但自己從未受到過實質的迫害，也可以算是中國改革開放的既得利益者，只是覺得生活在民主國家、自由社會，依從自己的良心，說出真相，是一件很正常的事情。
然而六四過去30周年，願意公開講述真相的軍人，只有包括李曉明在內的寥寥三兩人。10年前，一位名叫張世軍的戒嚴部隊士兵，曾公開上書胡錦濤，卻因此一度遭到拘押。李曉明認為這並不意外：「中國這種獨裁政府，為了自己的政權，用高壓政策，掩蓋事實，讓人們遺忘。在國內的政治環境下，任何人要說六四，政府一定會找你很大的麻煩，坐牢進監獄。」
「雖然我本人沒有開槍，但作為當時的一個軍人，我覺得恥辱，覺得那是一種原罪，」李曉明告訴《報導者》，2002年他第一次打電話給「天安門母親」丁子霖，「代表自己，代表軍隊有良心的人，對六四中死難者、受傷者表達道歉」。在此之前，李曉明也在網路上看到過方政的故事，如今在台北親眼見到這位因為軍隊暴行而重度致殘的當事人，看到方政每隔一會兒就要用雙手把自己從輪椅上撐起來一下或者扭一扭脖子的狀況，又一次讓他「感覺到內疚」。
但兩個人的手緊緊握在一起，就意味著和解的開始嗎？李曉明覺得：「想要和解，第一要揭露出真相，第二要深深懺悔。更重要的，只有受難者才有權力說，饒恕或者不饒恕。」
「什麼時候醒悟，什麼時候懺悔，都是可以接受的，」方政回應，「曉明當時沒有開槍，手上沒有沾血，他談不上壓迫者，只是一個普通的軍人，只是被政府利用的工具，所以作為普通人之間是很容易和解的。近幾年，很多中國退伍老兵，也遭到了政府的不公和迫害，他們和我們一樣，都是這個政府前前後后的被迫害者。」
離開中國極權政府，在民主土地上為平反努力
如今，方政已經離開中國10年，李曉明更是在澳洲生活了將近20年，他說：「和國內相比，最大的不同，就是民主國家和獨裁國家的區別。不要說民主不能當飯吃，沒有民主可能連飯都沒得吃。如果我的孩子在澳洲上街遊行，政府、軍隊絕對不可能開槍。」
「在美國，孩子會有更好的未來。」擔任中國民主教育基金會會長的方政有3個女兒，在美國出生的老二、老三還小，老大已經在上大學。他說自己不會刻意要求女兒做些什麼或不做什麼，家裡來了搞民運的朋友，也不會讓孩子迴避，順其自然，讓她們逐步了解。對此，大女兒也並不抗拒，從12歲開始，就跟著父親參加六四紀念活動，和其他「六四第二代」一起表演節目，或是賣賣T恤、賣賣書。
現任中國海外民運聯盟（澳洲）秘書長的李曉明，則在一年多前辭去了工作，花時間把自己當時的留影做了整理，和鎮壓六四之後領到的「共和國衛士」紀念章、紀念冊，一起捐給了墨爾本當地最大的博物館，博物館對於這些特殊的收藏也十分有興趣。李曉明覺得：「六四不僅僅是中國人、華人的事情，也是全世界的歷史。」
過去一年多時間里，他也把自己的人生故事寫成了三部曲式的自傳，內容分別是在中國的生活、在澳洲的生活，還有根據當初執行戒嚴命令時，特別留了一個心眼記下的五六張紙，擴展而成的自己在六四時的親身經歷。很多澳洲朋友也十分支持，對他說，你有很好的故事，應該寫下來。雖然兩個子女以前對這些並不太關心，但李曉明希望他們可以通過自己的紀錄，知道什麼是六四，知道爸爸在其中是什麼角色。
李曉明更期待的是，如果有一天六四得以平反，他可以去法庭作證，去指證自己所知道的真正開槍的人，以及那些雖沒親手殺人但下達開槍命令的人，將他們繩之以法。
可是，六四已經過去了30年，很多中國年輕人從未聽說，老人也漸漸開始遺忘。方政覺得，平反六四的時間或許仍然漫長，目前來看，在習近平的統治下，恐怕更難以預計。
尤其在習時代的數位極權統治下，海外民運人士和中國內部的反對人士，只能通過「翻牆」建立起微弱的連結。方政認為，想要在牆外撬動政權，幾乎不可能，眼下所能做的，只有保留火種，等待時機。「中共的敵人每天都在，不需要我們去鼓動，而且它也在不斷製造敵人。統治愈嚴酷，問題愈多，它製造的敵人就愈多。沒准習近平的統治會很短？到時候，我們就有機會了？」
——轉自《報導者》作者：石武綏
安卓翻牆APP、Windows翻牆:ChromeGo
AD：搬瓦工官方翻牆服務Just My Socks，不怕被牆
來源：希望之聲
from 情系中華 – 澳洲新聞網 https://ift.tt/36VTum0
via IFTTT
沒有留言:
發佈留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