轉自：新世紀，文章內容並不代表本網立場和觀點。
作者：王曉陽
很多年前，在老家聽來的真實的故事，就讓我很震驚：一位地主被批判，地點在他出錢捐助的小學的操場上，時間是1960年代。他當地主時蓋的房子，依然是這個村最好的建築；他蓋的學校，依然是方圓幾十里最好的學校；再往外走，即便有更好的學校，那一般也是其他地主修建的。同樣的命運是：這些地主紛紛在自己修建的學校操場被批判。
這個地主是怎麼死的？被批鬥后，他走出學校，走到一座小橋，這橋也是他出資修建的。他抬起那顆剛剛被按在地上踩得青腫的頭顱，睜開模糊的雙眼，看到夕陽西下，殘陽如血。一口真正的鮮血從他胸口湧出，大叫一聲，栽倒水中。我腦海總是幻想著這樣一副圖景。與真實相比，能有多大差距嗎？
任何一個群體中都有好有壞，地主也不例外。而幾十年前中國主流文化對地主的妖魔化可以說達到了登峰造極的地步，在”地富反壞右”中，地主不僅語序上排名第一，其被妖魔化的程度，也是絕無僅有的。對此，我不想舉太多著名例子了，大家可以看文章后附的那篇文章。
我想說的是：當年地主中的壞分子，即所謂惡霸，遠遠比農民中的壞分子，即所謂無賴貧農，要少得多。在那樣的年代，多數地主都是有文化的，都是勤勞致富，多數貧農都是遊手好閒所致。一位朋友跟我講過，他們家當年是地主，雇著很多長工。吃飯的時候，地主和長工先吃，然後才是地主家的女人和孩子吃。因為在那樣的年代，勞動力是需要被尊重的。每到過年過節，不認字的農民會來地主家討要對聯，地主要自己貢獻紙張筆墨，寫好了送給農民……
一種蠱惑性極強的口號從歐洲傳到了中國，即西方那一套。於是，煽動農民，搶劫地主。這些都是眾所周知的歷史了，現在已無法改變。如果大家從此過上平等的生活，也就算了。權當80年前的地主被犧牲了一次，換來眾生平等。（此處的平等，指的是財富結果平等，不是機會平等。80年前，機會是平等的。）
可惜，歷史不是那樣演繹的。80年後，我們又看到了新的地主。幾個月前，我去北京某地，當我看到一位村支書指著一塊又一塊土地說”這是我的，那是我的”之時，我無語；當看到這位新地主的豪宅類似歐洲領主的莊園時，我更加無語。類似的情況，這些年已經聽到、看到了很多。
我始終不反對地主的出現，因為基本的經濟學理論已經告訴我們，如果追求財富的機會相同，那麼，每個人的結果必定不同。那麼，80年來地主的變遷，僅僅是浪費了80年時間，現在我們又回到從前了嗎？
可惜不是，從80年前舊地主到今天的新地主，其出現的原因、過程、結果是完全不同的——舊地主大多勤勞致富，新地主幾乎全部是依靠與權力的勾結來攫取財富；舊地主造福鄉里，新地主橫行鄉里，只是偶爾趾高氣揚地施捨一下……
如果僅僅是財富的不公平轉移，倒也罷了。問題在於：新舊地主兩重天，導致了中國鄉村文化的破產，這才是要命的。
幾千年來，中國總有一些野心家打著奉天為民旗號，爭奪天下，導致戰亂，民不聊生。但是，中國幾千年能夠順利延續，其中，鄉紳文化是個重要原因。無論怎麼戰亂，以鄉紳為主體的那部分當時的精英，他們始終勉力維持著各自所在地區的生態。中國幾千年的社會文化，基本以鄉村文化為主題；鄉村文化基本以鄉紳文化為先進文化的代表。
當鄉紳文化被徹底批倒批臭以後，中國的文化就徹底被官府壟斷了，中國的政治生態與文化生態終於墮落到了一個表面最強大、實際最脆弱的境地。新地主既然是與權力勾結所致，那麼，缺乏文化底蘊的他們，僅僅是一群暴發戶，他們對鄉村生態非但沒有任何有益的建設，反倒是無盡的破壞與摧殘。
新舊地主的變遷，意味著生態徹底惡化，我們失去了傳統文化的承載實體，失去了祖先的佑護。
我們失去了鄉村。 在我們失去的眾多事物中，這僅僅是一小部分。
附錄：
鄉紳消失后的鄉村命運
作者：劉毓慶（山西大學國學研究院院長、教授）
來源：中華讀書報
傳統中國鄉村，在當代人的眼裡，可能是與貧窮、飢餓聯繫在一起的地方，然而無論是在古代文人的筆下，還是在鄉村耆舊的心中，鄉村更多的是充滿溫情和詩意的祥和。我們只要從晉南村落今倖存的老宅走過，看看那殘留的”耕讀傳家””地接芳鄰””稼穡為寶””職思其居””居易俟命””君子攸寧”之類的門楣題字，從這些連今天的大學生都不能完全理解的古典語彙中，我們感受到了村落中曾經飄蕩著的詩雅風韻和那背後深藏著的意蘊。這裡沒有豪言半語，而充溢著的是內在的道德修束。回頭看看”新農村”隨處可見的用現代化手段製作出的”福星高照””鵬程萬里””家興財源旺””家和萬事興”之類的精美匾額，雖說是傳統的延續，而卻沒有了傳統的風雅。如果從讀書人的數量來說，當代中國農村絕對是古代農村的幾倍乃至幾十倍，然而為什麼卻沒有從前的典雅，而且也失去了傳統農民的道德堅守與精神追求？由此我們想到了傳統中國農村的鄉紳。
所謂”鄉紳”，就是鄉間的紳士，即士大夫居鄉者。這主要由兩部分人組成，一部分是有官職而退居在鄉者，此即所謂的”紳”或”大夫”；一部分是未曾出仕的讀書人，此即所謂的”士”。由鄉間士大夫組成的”鄉紳”群體，他們有高於普通民眾的文化知識和精神素養，有著為官的閱歷和廣闊的視野，在官場有一定的人脈，對下層民眾生活有深刻地了解。他們既可以將下情上達于官府甚至朝廷，也可以將官方的意旨貫徹於民間。因而”身為一鄉之望，而為百姓所宜矜式，所賴保護者”（《紳衿論》，同治壬申五月一日《申報》）。他們在鄉間承擔著傳承文化、教化民眾的責任，同時參與地方教育和地方管理，引領著一方社會的發展。他們可以說是鄉村的靈魂，代表著一方的風氣和文化。故張集馨《道咸宦海見聞錄》說：”紳士居鄉者，必當維持風化，其耆老望重者，亦當感勸閭閻，果能家喻戶曉，禮讓風行，自然百事吉祥，年豐人壽矣。”（中華書局1981年版，第27頁）
“鄉紳”的核心是”紳”，即退居官員，他們在這個群體中起著主導作用。鄉紳群體形成的基礎是”農業文明”。自周代始，即把村落稱作”里”。”里”字從田從土，即反映了”恃田而食，恃土而居”的農業型經濟生活特徵。從事農業的人群，不像遊牧民族或商業人群那樣四處行走，而是世世代代守護在土地上，他們像莊稼一樣，把根深扎在了鄉土裡，對鄉土充滿了感情。雖說”大丈夫志在四方”，不免要宦遊他鄉，但”葉落歸根”則成了農業文明滋養的人群顛撲不破的信念。這種傳統在周代就已出現。《儀禮·士冠禮》中提到有”鄉先生”，鄭玄注說：”鄉先生，鄉中老人為卿大夫致仕者。”也就是退休鄉居的卿大夫。之所以叫”先生”，是因為他們兼任著鄉間的教育，所以鄭玄說”先生”是”老人教學者”。從”二十五史”到各地方志，以及通俗小說中，我們都可以看到大量官僚告老還鄉后，與當地”士”一同教授鄉里，行化一方的故事。像漢代以力諫皇帝折斷殿檻而聞名於世的朱雲，退居鄉里后，即教授諸生，”擇諸生，然後為弟子”，培養出了兩個著名的博士（《後漢書·朱雲傳》）。蜀中司馬勝之，辭官不做，”訓化鄉閭，以恭敬為先”（《華陽國志》卷十一）。曾作過武威太守的馮豹，”以《詩傳》教授鄉里”（《東觀漢記》卷十四）。宋之理學大家如二程、陸九淵、朱熹等，無一不是休官后還鄉講學，培育後進者。宋呂大防兄弟四人，大防曾為尚書右丞，大釣嘉佑進士，大忠曾為河北轉運判官，大臨曾為秘書省正字，都是”國家幹部”，但中國鄉村的第一份民規卻出自他們之手，這就是歷史上有名的藍田《呂氏鄉約》。南宋朱熹又對這《鄉約》作了增損，由此而傳播開來，對明清鄉村社會產生了極大影響。在地方志中，我們可以看到更詳細的關於鄉紳作為的記述。如《洪洞縣誌·人物誌》記清之人物，靳之隆，曾為解州學正、陽城縣教諭，”解任歸，築讀書精舍，數百里負笈從游者，不下百數，各因其才，多所成就。處鄉黨以中正和平為一邑表率”。劉我禮，”考授州同，贈資政大夫”，”于里中建鄉塾，捐資延師，寒畯多賴成就”。劉鎮，刑部福建司郞中。致仕歸，”所得俸盡贍三族。捐學田四十畝，助寒士膏火”。劉勷，直隸河督。致仕歸，”督修學宮、城垣，並城南澗河石堤”。劉大愨，曾任貴西監司，以疾足乞假歸，設墨莊家塾，”成就四方士甚多”。
19世紀的中國鄉紳
修齊治平，是每一個士子的理想。這些鄉紳，他們懷著四方之志，在青壯年時期通過科舉、銓選，離開家鄉，為國家效力。晚年歸鄉，則帶著一身的榮耀相見於鄉親父老。他們的成就、德望為一鄉民眾所瞻仰，他們的學問知識為一鄉學子所欽慕，他們作為成功的榜樣，激勵著後輩學子奮發向上。這樣，一批又一批的官員回歸故里，換來的是一批又一批的才俊走出鄉土。如此而形成了一個生生不息的人才大循環，使中國鄉土變成了人才生長的沃壤。有人對明代初期百年間的城鄉中舉人數作過統計，發現鄉村多於城市。這反映了在以農業為主體的傳統社會中，鄉村比城市有更旺盛的造就人才功能。再說，在與六畜、五穀相互依賴、關愛中成長起來的人群，是否比城市叫賣喧囂中的生命，更具有”仁人而愛物”的情懷呢？
然而，近百年商業經濟和”新式教育”的發展，打破了中國社會城鄉平衡格局。城市的經濟收入、教育資源配製以及高知識含量的工作性質等等，使鄉村中的優秀人才開始流向城市。”葉落歸根”的傳統觀念，在城市優越的生活條件的誘惑下開始動搖，部分退休官員開始失去還鄉的熱情，在城市安置家眷。這種單向流動，在民國時期曾使一批有志之士深為擔憂，而為鄉村重建作過呼籲。到上世紀後半葉，特別是改革開放以後，出現了鄉村人口向城市流動的高潮，鄉村的命運便急劇直下。原本應屬”鄉紳”群體可以引領鄉村社會的人群，統統都變成了城市人。先是城市工作的革命離休老幹部，他們安居於為革命功臣建起的休干院、療養院而再不”思蜀”。其次是工職人員中從農村走向城市的第一代人，因農村失去土地，完全沒有了”歸根”的念想，安居城市。再其次是基層官員，工作在鄉，退居則入城。再其次是八十年代以來的農村大學生，一批畢業於名校，留居城市工作；還一批畢業於不入流的學校，在三十年前原本應屬於初中生是可以留居農村的知識人，現在也有了大學生身份，漂于城市而不思歸。
鄉紳群體的消失，使鄉村失去了傳統文化的傳承人，失去了文化領袖和靈魂，沒有了指導和提升文化教育的導師，鄉村的凝聚力也隨之消失。加之城鄉教育資源配製的巨大反差，加劇了農村人口向城市流動的速度與規模，使農村開始變成文化沙漠。村落中的暴發戶和農民中的精明能幹者，或在大城市購買豪宅，安置子女戶籍入城，享受京滬人口升學的優惠政策；或靠經商或其它謀生手段，定居城市，雖無城市人的合法身份，而為了子女接受良好教育，也艱難地過起了城市生活。還有一批農民工，望子成龍的切切之心迫使自己蝸居城市，為孩子離鄉上學賺取費用。於是大批”空心村”出現了。中國文化是以農業文明為基礎的。農業文明的根在鄉村。植根于鄉土的中國文化之樹，”葉”不歸根，根上的”水土”又大量流失，這棵大樹面臨的不僅僅是凋敗，而是枯死！然而更令人擔憂的是鄉村失去”靈魂”之後，八億農民開始離開土地，變為流民，遊蕩入城。城鄉人口的單向流動，違背了”天道循環”的自然法則，其結果會如何呢？
當然，對於鄉紳的消失，可以歸咎於社會近代化變革中”工業文明”的衝擊，但更重要的是這場變革對傳統價值觀的摧毀。雖然近代出現的新型知識群體和有理想的革命者，其初皆以挽救民族危亡為己任，但面臨自己最後歸宿選擇時，在城市良好的醫療條件保障下安享晚年，成了他們最合理的生活選擇。”葉落歸根”的傳統價值觀被徹底拋棄，長期的城市生活，使他們失了”根”的記憶；工業文明追求效益與利益的觀念，沖刷了傳統學人曾有的文化使命與社會擔當精神；安坐電視機前關注”養生堂”欄目，變成了他們的新常態。而殊不知他們的選擇，比之自己曾經批判過的”封建士大夫”，顯得是多麼卑微！於此，我不得不禮敬中國傳統的鄉紳，磬折於他們”歸根”的壯舉與高尚精神！”葉落歸根”，歸根則成肥料，不歸根則成垃圾。他們不願意作不歸之葉，被人作為垃圾掃掉，而是要化為肥料，讓生養自己的大樹長得更茂盛。他們明白，自己儘管到垂暮之年，不能再有大為，但只要身影出現在鄉土上，那曾經有過的榮譽就會發出光芒，激勵一代新人茁壯成長！他們的價值已不在職所，而在鄉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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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文者：NCN 發布時間：3/19/2019 03:00:00 下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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