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政體與獨裁政體的最大區別之一是：民主政體的國家的最高領導人的性格、政治理念、價值取向、執政風格雖然也會影響該國的的政治走向，但他還是要受到國會、民眾、輿情等因素制約的，不會走得太遠；集權專制國家的最高領導人的性格、愛好、知識結構、成長經歷及價值取向對歷史的進程或事態的發展有致關重要的影響。見微知著，觀察其看似平常細枝末節可預知未來，如商朝的箕子見紂王象牙筷用餐而預知殷商之亡不遠。
在現代，美國是最重視這方面研究的國家。當年共軍打到南京，其他國家的外交機構均撤離，唯獨美國留下，讓司徒雷登通過其學生來了解毛澤東究竟是一個共產主義者還是一個民族主義，以便有針對性地制定對華政策。1943年在硝煙瀰漫的「二戰」中，羅斯福總統組織全美頂尖心理學家，對希特勒的個人心態和行為規律進行系統分析，並準確預測到希特勒的自殺。——（書名為：《希特勒的心態:戰時秘密報告》）。從而作出正確的戰略決策和有效的軍事行動，贏得戰爭的勝利。
在這方面美國的經驗及做法值得我們民運人士借鑒。為此我們有必要對習近平進行必要的分析、判斷。主要作用有：1、在追求民主的過程中，不至於因對某個人的不切實際的幻想而無謂的陷進監獄；2、政治是實力的較量，在不斷博弈的過程中，也是在不斷地重新整合、重新洗牌，在敵友不明的情況下，需要預設未來潛在的爭取對象；3、在社會轉型過程中，爭取體制內健康力量，自然是代價最小的好事，那麼在此基礎上就要解決好——誰是可爭取的對象問題？4、該對象在什麼情況下可以爭取？5、該對象值不值得你花力氣去爭取？其能量究竟有多大？6、在理念根本不同，既無爭取的可能，還可能是敵手的情況下，敵手是豬式的蠻橫蠢好，還是狐狸式的精明好？……等等，都須要有起碼的心理準備和知識儲備。
在此，要特別聲明的是：我與習近平沒有任何交集，只是通過公開的信息進行分析判斷。
一、關於習近平價值取向問題——是不是形左實右、隱藏很深的改革家？
習近平上台之前和之初，許多人對習近平抱有幻想。認為習近平的形左實右是策略，其集權是為了以後的政治改革，是隱藏很深的改革家，其必將超越蔣經國成為中國的第一偉人。理由不外乎是：其父是黨內少有的開明派，曾受到過毛、鄧的打壓，自己也13歲就進過少管所，對這個體制有清醒的認識。持此觀點的人，不熟悉的人我就不說了，我熟悉的幾個朋友和當事人就是因為對習近平抱有不切實際的幻想、捧習近平而進了監獄。
習近平一上台就到深圳大談「中國夢、憲政夢」，2013年元旦《南方周末》就此發表新年獻詞，後遭廣東省宣傳部門的刪改。有部分人就認為這是地方保守勢力在抵制習近平，進而聲援《南方周末》，認為聲援《南方周末》就是幫習近平。
「南周事件」的處理過程是窺見當時中國政治轉向的一個風向標。
大概是習近平新上任，中央領導換屆不久，地方還拿捏不準中央的具體政策，當時地方當局還是延續之前慣性維穩思維方式——保障本地無事，不折騰。當時廣州國保基本上是採取軟性的懷柔手段來處理此事的——在聲援現場安排便衣監控、暗中取證，警察維持秩序。基本上沒有發生大的衝突，晚上國保找主要聲援者勸他們最好不要參與此活動，即使要參加也最好在下午5點半之前必須結束，以免在夜間發生不可控的事件。這些參與聲援者也基本上達成了此默契。此事件和平落幕後，在相當長的一時間裡，當局沒把它當作回事（沒秋後算帳），既沒以此事作為追責事由，也沒借別的由頭來報復參與者。
這個風向標的變化，可從標誌性事件——劉遠東案處理情況的變化和郭飛雄的「放」與「抓」窺見出來。（說明：我是劉遠東的辯護律師，同時也是郭飛雄的同案當事人孫德勝的辯護律師。）
劉遠東是2013年3月11日以經濟罪名因涉嫌抽逃出資罪被廣州市公安局天河區分局刑事拘留的。當然我們都知道所謂抽逃出資罪是報復的由頭而已，但報復針對的不是聲援《南方周末》，而是劉遠東之前參與抗議朝鮮核試驗等活動——這是廣州朋友的共識，也是當時案情發展的實際情況。此案經二次退補偵查，在退補前公安偵查的方向和範圍都是圍繞劉遠東企業的經營活動和曾參與抗議朝核等問題，沒有涉及到聲援《南方周末》。直到2013年12月5日檢察院的《起訴書》才將抽逃出資罪改為虛報註冊資本罪，增加聚眾擾亂公共場所秩序罪。此案拖了二年八月余，到2015年11月27日判決書乾脆將虛報註冊資本罪拿掉，只定聚眾擾亂公共場所秩序罪，追責的範圍也僅限於聲援《南方周末》事件。
郭飛雄2011年9月13日刑滿獲釋。自出獄以來，一直受到國保警察的嚴密監控和各種打壓，一到「敏感期」或廣州及周邊地區發生群體性事件，郭飛雄均要被軟禁在家。但2013年1月7日至10日，為捍衛《南方周末》的「憲政夢」，郭飛雄參加了南周大門外的街頭抗爭，並發表政治演說。此時的郭飛雄並未限制人身自由。因郭飛雄一直拒絕與國保喝茶聊天，故無論是在聲援《南方周末》期間，還是之後的一段時間裡，廣州國保都沒有以此事找過他。2013年3月份，中共「兩會」期間及前後數天，郭飛雄被監控在家中達20來天——是因「兩會」敏感期，而非此事件。解禁後，郭自覺其在廣州無法容身，也為了避「六四」敏感期的監控，於4月初到外地關起門來做學問——寫書。不料6月初，郭因與湖北一出版社編輯聯繫出書之事，被武漢國保盯上，於6月8日被廣州國保帶回廣州。
2013年8月3日我要到北京參加「中荷律師公益法培訓班」學習，因久未見面，便相約在武漢面談。其告：2013年6月8日被國保帶回廣州後，未對其採取強制措施，晚上他當著國保的面走出派出所回到家，之後也沒有再追捕他，可見這次帶回廣州還是因「六四」敏感期。在毫無預警的情況下，2013年8月8日郭飛雄在廣州被國保抓捕，原因是：聲援《南方周末》和「八城快閃」 敦促全國人大批准《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的活動。
從上述兩案處理的發展變化情況，我們不難看出：1、《南方周末》事件自2013年1月7日至6月8日，至少廣州當局是沒把它當做回事，認為已妥善處理，並不打算以此事來追究聲援者的責任了；2、情況發生變化是在2013年6月9日至8月8日之間；3、將聲援《南方周末》定性為犯罪行為並非出自廣東地方當局之意，是來自中央高層，是北京當局對異議人士統一抓捕的全國性布局！
這個時候政治風向有明顯轉左的勢頭，有人仍幻想這些行為不是習近平的行為和本意，是保守勢力在給習近平添亂和挖坑，沒有認清習近平的真面目，是可以理解的。因為習近平畢竟是剛上任不久，權力基礎還不夠牢固。但聯想到2011年「茉莉花」事件，當局也無辜的抓了很多人，但最後真正判刑的也只是北京的王荔蕻因不「認罪」給當局台階，判了一年的刑期外。其他人均以取保候審、監視居住等相對柔性的方式放了。可見當時的中共高層還是有相對健康力量在博弈的過程中最後取得了平衡——既不傷當局面子，也不將事態擴大化（不主動折騰）。如果說此時的習近平權力還未達到一言九鼎的地歩，那麼如果他是黨內健康力量，至少可以像「茉莉花」事件的處理方式——尋求平衡。要知道，這是政治慣性，沿著相對溫柔的慣性，黨內保守勢力是抓不住攻擊的把柄。就算是弱主，也不至於弱到光緒之於慈禧那樣的地步，仍有相對的制衡作用。在「南周事件」已和平落幕，後續再沒有別的行動的情況下，在過了半年之久，人們基本淡忘這件事了，仍舊事重提，秋後算賬，純屬打破之前的「不折騰」的政治慣性。因此我認為當時對習近平的幻想仍缺乏基本的事實判斷。
二、曾經的苦難，是否定舊制度的充分性理由之一，但不具有必然性
2015年4月份，我在辦理武漢黃靜怡（黃芳梅）「煽動顛覆國家政權」案的開庭中得知：黃的同案人聖觀法師（徐志強）在法庭上公開宣稱：「我反對的是毛、周、鄧的共產黨，擁護的是胡、趙、習的共產黨，贊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為此我勸喻我的弟子不要給習近平添亂。他不集權，就無法與保守勢力博弈，他就會成為第二個胡、趙。」，並孜孜以求地曉喻法官「習近平的父親被毛澤東關了十幾年，平反後又遭鄧小平的打壓，他不恨共產黨嗎？他是一個偉大的改革家，他必將成為中華民國的第一任總統。」，云云。把其被抓的原因歸咎於武漢地方國保的貪婪與愚蠢。
鑒於我國歷史上和俄國彼得大帝改革的經驗，我不否認中國這樣的國情有時推動改革要有強人、用非常手段，但一定要搞清楚其改革的目的是什麼？是往前還是往後？出發點是為了國家民族，還是為了其所在的政治集團？不是所有的改革都具有當然的正面作用。王莽開歷史倒車式的改革，給國家和民族帶來的就是災難！
根據一般的經驗法則，一個家族或其本人受到不公正折磨會有切膚之痛，而反思其受到不公正折磨的原由。可別忘了：中國歷史上的皇位爭奪戰中，好些皇子所受過的苦難比習近平多得很嘞！其一旦上位，首先反思的不是這個皇權專制制度，而是從反面吸取教訓，利用這個皇權專制制度來鞏固其皇權。儘管其對先皇或許也有怨忿，會作些微調，但他還是要打著先皇的旗子，斷不會貿然否定。由此可見，以習近平及其父親曾在共產專制下受過的苦難來推測習近平就一定會進行民主、憲政改革，是沒有必然的邏輯關係。
三、高度集權、個人獨裁給國家和人民可能帶來的危險
習近平剛登基就舉起了「打虎」的大旗，獲得了部分自由派人士的叫好，並提出要助習近平一臂之力。針對此，當時我發了條微信稱「習有何可幫！它需要你幫嗎？別自作多情了。人家要學普京效毛魔，待其集權成功之後要收拾的必是這些一廂情願者，不信，請拭目以待。曾記否？當年鄧借西單民主牆搞垮華國鋒挑戰毛毒，集權後西單下獄比華慘矣！歷史教訓不可忘啊！」。這條微信後來得海南的民主人士鄭酋午先生的讚許。
歷史經驗！血的教訓告訴我們：在當今，任何集權，不論是集於一人還是一兩個機構，都是罪惡！因為歷史上的大屠殺等反人類的罪惡都是在集權之後發生的——比如：斯大林、希特勒、毛澤東等。集權雖然可以干好事，但往往是幹壞事的多。如果權力集在一人之手，甚至還可以吃人肉，比如，上世紀七八十年代的中非皇帝阿明就是如此。今天雖然世界已經是相互影響的世界，但是集權還是可以干很多壞事，比如朝鮮金正恩乾的壞事就不少。所以，民運人士不能為任何名義下的集權叫好！
今天，中國的集權，雖然還只是集於一兩個機構，向集權於一人過渡還需要一定的時間。能不能發展到集權於一人，還很難說。但不管能不能，這對國家和個人來說都是災難！今天的集權是在借「改革」和「反腐」的名義下進行的，什麼「新加坡模式」，有很大的欺騙性。真正追求自由民主的人士一定要有高度政治敏感性和預見未來政治走向的洞察力！不要為表面託詞所迷惑。現在權力集中於一兩個機構，能加大打壓我們民運人士的力度，能隨便破壞法律，但還是要借法律之名，還不能隨意殺掉我們；但是如果權力集中於一人之手，要殺掉我們就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了。這不是危言聳聽！參照標的，就是殷鑒不久的毛澤東統治時期！
雖然，我們無法阻止上層集權，但我們可以通過我們的宣傳不讓他們欺騙更多的民眾。我們必須頭腦清醒不要在客觀上成為獨裁者集權的吹鼓手。
四、關於習近平的性格特點
1975年其父尚在獄中，他居然能以「反革命」之子被其所在的延安梁家河村推薦上清華大學，這可不是靠父親的蔭蔽啊！說明此人中庸，中規中矩，是個乖孩子，人緣關係比較好，也幹了點實事。經歷過那段推薦上 「工農兵」大學時代的人就知道。否則，是做不到的。
1975年我就親眼見到我們生產隊推薦一個「工農兵」學員上大學開會的場面。該學員剛從部隊轉業回來，在生產隊集體幹活時確實是勤勤懇懇，為人低調隨和，也不表現出那種「左」得離奇的面目。就算是處理與地主、「右派」的關係上，其分寸也拿捏得恰到好處，能讓對方接受。因此在群眾推薦大會上，不僅有發言權的貧下中農對他讚許，就是那些沒有發言權的地主、「右派」也是真心的支持。
就如何清漣描述那個時期「推薦」上大學或進城就業那樣：「所謂『不確定性』，是指紅二代們必須到基層攢資歷，一層層在權力階梯上攀爬，但每個台階都可能出現無法掌控的不確定性。紅二代到基層鍛煉，必須與基層官員打交道，因此至少得放下身段，讓縣長、鄉鎮長將其看作自己人。現在媒體上回放習近平近平當年在陝西老家插隊、以及在河北正定當縣長時的樸素(說習近平象炊事員的評價)與親民，並非編造，確屬當年習近平的真實表現；只有那樣，才能過得了所謂基層推薦關。就我1970年代在修鐵路時所見，無論是大學招生還是工廠招工，儘管上級指定要推薦某幹部子弟，但群眾推薦這一關，有人就是無法通過，只能另想辦法。」
熟悉中共內鬥史的人就知道：中共黨人作為具體的自然人，他們首先考慮的也是與自身安全攸關的利益——抓捕江青後，鄧小平對家人說「這下可好了，我可保性命無憂了」（說明：在後來宣傳鄧小平的時候，改為「我又可為黨再工作20年了」）。所以不要簡單以為能上大位者就是政治覺悟高，對黨有多麼的忠誠。習近平政績平平，無論是智商還是韜略，就算是在紅二代中他也不是佼佼者，何以能讓中共政治寡頭們選為儲君，為各方所接受。說明大家都以為此人厚道，對自己不會有什麼威脅。不似薄熙來鋒芒畢露。這是政治平衡的結果。
其處儲君位時，對德國進行國事訪問竟然不顧外交禮儀替江澤民個人贈書於默克爾，上位後對江系打壓，並以「人走茶涼」羞辱江。說明此人有心計、韜光養晦、前恭後倨。人要在得勢時才能露真容。我村有個郵遞員，之前其對鄉鄰謙和、口碑甚佳，10年前有許多村民出來打工掙了錢，那時還不能通過銀行直接匯款到家裡，就只能通過郵局匯，漸漸求他的人多了，他架子也就大起來了，對鄉鄰變成另一面目了。人們百思不得其解，實為得勢露真容罷了。
五、關於習近平的知識結構問題——他出口便是毛式語言，說明此人受到毛澤東的影響很大
習近平好賣弄學問，但又經常讀錯字而露。誰都有讀錯字的時候，文化程度不高 ，只要會用人也能治理好國家。寫本文的目的不是要刻意去貶損一個人，而是要通過客觀的分析來因勢利導地推進中國的民主事業。故讀錯字就沒必要拿出來作特別的分析了。
一個人那方面的書讀得多就會潛移默化地在其日常的言談舉止中自然而然地表露出來。他出口便是毛式語言，說明此人受到毛澤東的影響很大。讀過書的人都會有這樣的體會：如果你反反覆復讀某一個人的著作，其話語、其語言風格會自覺不自覺地流露出來，不用裝，也裝不了！比如：你看《聖經》看多了，你會很自然地流露出一些基督教語言。這樣，我們就不難理解：為什麼文革成長起來的那一代人（後來又不讀書者），不管是崇毛者，還是反毛者都會不自覺地流露毛式語言。
習近平一出訪就到受訪國曬書單、掉書袋，說明此人心理自卑，怕別人看不起，所以就要強裝自己博學。儘管習近平有清華文憑，博士頭銜，但知情的人都知道，「工農兵」學員的大學教育和在職博士的含金量。在那個瘋狂而又封閉時代，習近平的全面教育就是從紅小兵到紅衛兵的洗腦過程，他的文化素養和知識結構就可想而知了。
讀書的目的是為了學習並消化知識，而不是為了博覽群書而博覽群書。博覽之後不消化、不轉化為自己的技能還不如不讀。我對讀書有切身的體會，我一生中唯一的愛好就是讀書。在職讀書過程中一年能真正消化一、二部著作就不錯了。他曬出如此長的書單，就算是不消化，囫圇吞棗地一個字一個字去看，也是看不完的。下面是我就習近平2013年6月份以國家元首身份訪美曬書單時所發的一條微信。現重錄之，算是對他心態的一個剖析吧！
「沒文化的人心裡自卑，怕別人看不起，所以就要強裝自己博學，掉書袋。草包就是這樣的人！一個真有學問的人無需掉書袋背書名。而是將所讀過的書學過知識自然而然地融入日常言談舉止之中。這是潛移默化的，不是強裝。孔乙己「茴香豆」茴字的四種寫法不是學問，徒添笑料耳！今堂堂國君與孔乙己比肩，豈不悲哉！
蛤蟆賣弄風情和學問，尚能騷首弄姿唱幾曲歌，再捎上幾句英語、俄語。在這方面草包與蛤蟆有得一比，但糟糕的是：草包賣弄學問的本事都沒有，就只有象中學語文考試時記幾個作家和書名。難道草包出國訪問是到受訪國應試？！丟人不？！」
六、習近平今天表現出來的強悍性格，是由於他過去的軟弱
有個律師朋友跟我說，他與習近平是從小在一個院子里長大的，那時習近平的父親成了「反革命」，所以小夥伴們都欺負他。為儲君時，兒時夥伴薄熙來不服氣，看不起他，說他是漢獻帝。他今日得勢之強悍，就如《希特勒的心態:戰時秘密報告》一書分析希特勒「他的強悍是由於他太軟弱；他的歇斯底里是過於抑鬱的結果；他對童年的美好回憶，其實正是掩蓋緊張、扭曲和創傷的情感慰藉。」，是一種受虐狂式的滿足。
他以國家元首之身出訪俄羅斯，卻對普京說：「我的性格象你」——這是他對強者的真實情感流露，但在正式的國事訪問中，此說很不得體，有討好普京之嫌。說明此人有強人崇拜情結，卻又人情事故不練達。
他執意在非傳統日「閱兵」，說明此人好大喜功，急於鞏固自己的權力。「閱兵」時滿臉愁容、無精打采，竟然發生敬左手禮的事故。說明「閱兵」沒有達到其預期的目的，亂了方寸，沒有定力。
他在深圳時公開場合說「中國夢、憲政夢」——忽悠國內民眾；對蘇聯崩潰扼腕嘆息，在內部講話說「蘇聯竟無一男兒」——對自己人是內心的真實表白。說明此君無世界眼光，言行不一。
他因無知故無畏，無毛澤東之才卻幻想成為毛澤東式一言九鼎的人物，說明他志大才疏。
七、習近平有小聰明，但沒有大智慧
習近平在18大前夕，為了博取其政治利益最大化，神隱有十餘天，可謂算得上高超的政治手段，但仍不是大智慧。
自以為得計，實為最愚蠢，就是美國特工斯諾登叛逃到香港後的處理。大家都知道香港的外交權是歸中央政府。處理此類重大涉外事件，沒有最高權力者的首肯，下面的人是不敢輕易表態處理的，就如當年方勵之在美領館政治避難時，最終要由鄧小平表態（定調）才得以解決。在處理斯諾登事件時，習近平的權力已不是當年的江澤民之於鄧小平了。
各國都有特工落到對方之手，本來是與美國討價還價一張很好的牌。斯諾登卻從香港「逃」到了俄羅斯——這樣的鬼話3歲小孩都騙不過，美國人會信嗎？在兩國之間玩平衡，可使自己的利益最大化，你有必要得罪一個大國，去取悅另一個大國嗎？況且美國的國力遠超俄國。你以為這樣就可以將燙手山芋丟給俄國嗎？要知道古今中外，國與國之間的交往，最忌恨的就是背信棄義——暗中資助敵國！這比你自己保護斯諾登還可恨！——我想，就算是兩個自然人也是如此心態。
如此可見，習近平小聰明還是有的，大智慧卻全無！
最後結論：基於他的家庭背景，及所受過的教育，他對毛澤東是愛恨交加，時時處處摩仿毛澤東，他的信仰體系中只有毛澤東的強人政治，不知馬克思主義為何物，其價值取向不可能有民主、自由的普世價值觀，企求其集權之後會走民主、自由之路，無異於緣木求魚；其表面的強悍是虛旺的，再加之其信仰的缺失，在足夠強大的外界壓力下，不排除其有崩潰的可能。（請注意：此處的用詞是「崩潰」，而不是「妥協」）。
說明：在習近平剛上台不久的2013年上半年就有初稿，因惰性使然，一直未寫完。還有許多事件與習近平有關，如其與日本首相安培會面握手時的那張臉、「香港佔中」等，要分析，限於篇幅問題，待以後再分析。
2018年6月24日
轉自：民主中國來源：新公民運動, 文章取自網路，文章內容並不代表本網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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