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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的七月是一個不尋常的月份，7月4日，湖南女孩董瑤瓊在上海對習近平畫像潑墨；後傳出中南海政變的消息；7月21日，一篇署名獸爺的文章《疫苗之王》使長春長生生物公司假疫苗事件曝光，震驚全國。別急，我還沒說完。7月26日下午，美國駐北京大使館外又發生了爆炸事件。警方表示，一名26歲來自內蒙古通遼的江姓男子，在美國大使館外東南角引爆了一個爆炸裝置。
上述事件表明中國已進入多事之秋，社會積聚的怨氣越來越大，中國人對未來越來越憂慮了，沒有信心了。這種變化發生在習近平執政以後，特別是十九大以後。之前，當我發文章批評中國政府時，常常有朋友反擊我，認為我太極端，以偏概全，中國和美國是兩種不同的政治制度，各有優劣。美國發展到今天也經歷了兩百多年的歷史，中國不可能跨越歷史階段，也要付出代價，最終會變得像美國，甚至比美國還要好。但現在批評我的人越來越少，為什麼形勢突然改變？我贊同許章潤先生在文章《我們當下的恐懼與期待》中所表達四個底線原則的說法，也就是說，八九六四後，中共的執政合法性建立在這四個底線上。一是發展經濟、改善民生、不搞政治運動；二是保護私有財產；三是有限的公民自由；四是政治逐步改良。這四條底線其實就是中共與人民達成不成文社會契約。中共可以腐敗、污染環境、侵犯人權，但不能動搖「發展經濟、改善民生和不搞政治折騰」這個根本底線。這就是為什麼中國人痛恨腐敗，但卻分享腐敗紅利，與腐敗共舞的原因。他們絕對不願意回到那個令人恐怖、荒誕不經的毛澤東時代。但這一兩年，我驚奇地發現我那些自信滿滿地朋友們對未來很消極和沒有信心了，他們似乎預感一場巨變不可避免。習近平的倒行逆施撕毀了上述四條政治契約，人們感到不安全、很憂慮，不知道明天會發生什麼。我覺得這就是中國人權利意識的覺醒，但這種覺醒卻不幸是通過災難實現的。
中國人很奇怪，經歷文化大革命苦難的人一般都垂垂老矣，他們不願回憶這段慘痛的歷史，面對靈魂的拷問是痛苦的，何況他們自己也做過惡。他們子女正處於壯年，一心在發財致富上，只掃自己門前雪，哪管他人瓦上霜。他們是中國政治轉型不能急，要慢慢來觀點的主力軍。思維還在改革開放的慣性中運行。八零、九零和零零後，我稱之為新新人類，是最奇葩的一代人。他們基本上不知道文革和八九六四的歷史，歷史知識基本來自於中學教科書，為了高考背下來的，普世價值是在美劇、韓劇和留學、旅遊中學習的，認為中國與美國只是不同的國家和不同的制度，如同美國與日本。他們的思維中，缺乏政治制度和意識形態的比較，也缺乏對苦難的感受。我與他們的交流中，發現他們不知道資本主義制度和社會主義制度的本質區別，也不知道意識形態的差別，認為本質上他們是一樣的，如同美國的聯邦制和英國的君主立憲制。由於是獨生子，他們是在萬般寵愛中出生的，對苦難沒有概念，不知道當今中國還有政治迫害、刑訊逼供。湖南女孩董瑤瓊就是新新人類的一員，她在潑墨時根本不會想到後果是什麼，她把習近平當成小夥伴，看不慣，約個架，誰怕誰？但她不知道中共是頭兇惡的熊，可以把她撕碎、吃得連骨頭都不剩。習近平對政治契約的撕毀，使老人開始回憶其文革的苦難，壯年開始回憶八九六四，新新人類開始嚮往或懷念西方。一句話，習近平政治上的倒行逆施得罪所有中國人。
不斷出現的種種公共事件，使自私、功利的中國人開始明白一個道理，那就是我們都在一條船上，我們必須共同承受災難，國家的命運和個人的命運無法分割。三鹿毒奶粉事件、雷洋事件、山東黑邦辱母事件、聶樹斌冤殺案、鴻茅藥酒事件不斷突破我們的道德底線。疫苗事件為什麼會產生強烈輿論反響？因為假疫苗的傷害可能落在每個人和家庭的身上。希望別人發聲，自己搭便車的時代過去了。這是一個淘汰傻子的社會，調查記者和維權律師以及公共知識分子這樣傻子群體被淘汰了，一夜間大家都變成了聰明人。結果，不再有人給他們預報災難，遇上災難也不再有人幫助他們。那些曝光過毒奶粉、地溝油、黑煤礦、孫志剛案、山西疫苗等事件的調查記者哪裡去了？那些寧可坐牢也不屈服的維權律師哪裡去了？1998年，《山西青年報》記者高勤榮，因揭露山西運城滲灌工程造假，被判刑12年。2008年，《民主與法制時報》記者景劍鋒，因報道山西公安包庇黑惡勢力，被判刑1年。2013年，《新快報》記者劉虎，因實名舉報工商總局副局長，被關押346天。2010年中國經濟時報記者王克勤對山西疫苗亂象進行調查，發表了《山西疫苗亂象調查》。但隨後王克勤及簽發這篇報道的中國經濟時報社長、總編輯包月陽均被免職。2015年7月9日中國爆發了舉世震驚的709事件，中共在23個省份大規模逮捕、傳喚、刑事拘留、帶走、失聯、約談了上百位律師、民間維權人士、上訪民眾及其親屬的事件，部分人士至今下落不明。2016年至2017年間，翟岩民、胡石根、勾洪國、李和平、謝陽、吳淦等維權律師和人士被以煽動顛覆政府罪判刑入獄。王全璋律師至今下落不明。他們的悲慘境遇並沒有得到社會的聲援，相反回應的是令人心寒的冷漠。2010年曾在山西疫苗案件中，為受害者提供過法律服務的基督徒律師張凱在他的文章《都在一條船上》中這樣寫道：山西疫苗事件距今天已經八年時間了，這八年，我經歷了人生各種起落和變故。就像坐在一艘大船里，自己完全無力左右命運，只能跟著大船起起落落。然而，我們何嘗不都在一艘大船里，看起來船決定著我們的命運。事實是：船里的每一個人，決定著船的命運。如果2010年，那些做報道的記者、律師不是被打壓，而是得到榮譽。如果那年的的疫苗事件，責任官員得到懲處，法院大膽的開庭審理，受害人得到高額賠償。如果那些自發組織起來的NGO組織，可以自由的發揮他們的功效。那今天會怎麼樣呢？不用太聰明也會知道：會產生更傑出的記者、律師、官員······但，這一切都只是假設。如果把我的這些假設翻譯成政治或法律辭彙，就是：新聞自由、司法 獨立、主權在民······這些已經被歷史無數次的驗證過的價值，難道我們還需要別出心裁，另闢新道嗎？問題疫苗難道真的只是疫苗問題嗎？《南方都市報》刊發的調查報告《疫苗之殤》中披露，中國是世界疫苗事故最多、最慘的國家，每年至少都會有超過1000個孩子患上各種疫苗後遺症，或死或殘。美國也曾經有過疫苗危機，但大家都爭著要往美國這艘船上跳，看看他們是怎麼對待船客呢？幾年前，美國麻州一家藥廠出現違規，導致全國腦炎爆發，76人死亡，該廠負責人被控二級謀殺，藥廠倒閉，賠償2億美金。1988年，美國通過《國家疫苗傷害補償程序》，確立了為接種疫苗造成傷害的無過錯補償制度，受害人無需訴訟就可獲得初步賠償。當年為疫苗受害者呼籲的中國維權律師，現在多半已經不幹這事了。他們在哪裡，你們自行在谷歌上搜索吧。
假疫苗事件以及近年來層出不窮的公共事件，用災難告誡中國人，當每個人都願意為國家和他人的命運當傻子時，我們的社會才會聰明起來，因為我們都在一條船上。張凱的文章獲得千萬點擊量，17個小時獲得140萬元的打賞，或許我們可以把它當成社會對調查記者和維權律師、異議人士的歉意金。張凱律師決定把它全部捐獻了法制基金，因為他還願意繼續當傻子。一個普通老百姓在當今中國能做什麼呢？我的看法是，對不正義的事發出你的聲音，即使轉發一篇具有常識的微信、微博文章。對告密的大學生告訴他：孩子，這是一種下賤、骯髒的行為。對去梁家河朝拜的朋友說，那裡沒有大學問，王八的味道不錯。對在獄中服刑的維權律師的妻子們表達一點敬意。正如中國政法大學叢日雲教授所說：面對滾滾而來的濁流，如果你不能總是抗爭，你是否可以選擇偶爾抗爭；如果你不敢積極的抗爭，你還可以選擇消極地抗爭；如果你不能勇敢地表達，你可以選擇含蓄地表達；如果你也不敢含蓄地表達，你可以選擇沉默。如果你沒有選擇沉默而是選擇了配合，但你還可以把調門放低一些。在你主動的或被迫地干著壞事時，能不能內心裡還殘留一點不安和負罪感。這一點兒不安或負罪感，仍是人性未泯的標記。即使你不去抗爭，但對其他抗爭者，要懷著幾分敬重，即使沒有這份敬重，也不要在背後放冷箭，使絆子，助紂為虐。我希望，你們在大潮襲來時，選擇站在理性一邊，文明一邊，選擇站在人民一邊。
來源：博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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