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最愛君
宋朝出「 奸臣」。但有的是「 真奸臣」，有的是「 被奸臣」。
官修正史《宋史》中，《奸臣傳》4卷共21人，蔡確、邢恕、呂惠卿、章惇、曾布、安惇等人榜上有名。
針對這份奸臣名單，歷史學者喻朝剛曾撰文發出三個疑問：
第一，在蔡確之前的100餘年中，宋朝統治集團內部難道就沒有一個奸臣嗎？
第二，兩宋300多年，一共出了21個奸臣，而王安石的支持者和追隨者竟然佔了1/3，《宋史》的編撰者究竟企圖說明什麼問題？
第三，這幾個人，果真都是奸臣嗎？
其他人暫且不論，今天我們專門來說一說章惇[dūn]，一個最該獲得平反的「 奸臣」。
章惇（1035—1105），字子厚，福建浦城人
一
福建人章惇有個好友，名叫蘇軾。
兩人是嘉祐二年（1057年）科舉同榜進士，這一榜後來被認為是光耀千古的「 龍虎榜」，錄取了一大批牛人。除了蘇軾、章惇，還有蘇轍、曾鞏、張載、程顥、曾布、呂惠卿等等。
有意思的是，這一榜的狀元叫章衡，是章惇的侄子。章惇「 因恥出侄章衡下，委敕而出」。
這是一個極其好勝的人，覺得名次在侄子後面是一種恥辱，所以扔掉錄取通知書走了。
兩年後，25歲的章惇再考進士，又考中了。
有才而好勝的個性，伴隨了章惇一生，是福是禍，難以定論。
年輕的蘇軾與章惇，彼此惺惺相惜，相得甚歡，成為莫逆之交。蘇軾後來在給章惇的信中回憶說，我第一次見到你就驚呆了，逢人便說「 子厚（章惇字子厚）奇偉絕世，自是一代異人，至於功名將相乃其餘事」。
兩人在陝西做官的時候，曾多次互訪，相約出遊。迄今仍有關於他們交往的許多段子流傳，真真假假，但都能窺見他們的性情差異。
有一次，兩人在山寺中飲酒，剛好附近有老虎出沒。二人酒狂，騎馬同往觀之。離老虎數十步，馬驚不敢前。蘇軾說：「 馬猶如此，著甚來由？」於是掉頭離去。章惇獨鞭馬向前去，說：「 我自有道理。」靠近老虎后，取銅沙鑼于石上攧響，老虎驚竄而去。回來后，章惇對蘇軾說：「 子定不如我。」
章惇的好勝和勇謀，由此可見一斑。
後來，兩人因為政見不同，各自的命運和共同的友誼都經受了考驗，在時代黨爭的風浪中沉浮。
宋神宗熙寧、元豐時期，變法派得勢，蘇軾遭外放、貶謫，而章惇出將入相，仕途相對順遂。
這一時期，「 烏台詩案」爆發，許多人見到蘇軾跟見了瘟神一樣，避之唯恐不及。蘇軾也很「 識相」，主動切斷了與他人的來往，「 雖骨肉至親, 未肯有一字往來」。
但章惇的表現，絕對對得起他們的友誼。他不僅不畏閑言冷語，寫信撫慰蘇軾，還給予蘇軾諸多幫助，解其困急。
宰相王珪多次拿蘇軾詩中的「 蟄龍」二字出來，挑唆宋神宗治蘇軾「 不臣」之罪。章惇據理力爭，指責王珪：「 你是想使別人整個家族傾覆嗎？」王珪辯稱：「 我不過是轉述舒亶的話罷了。」章惇譏諷：「 舒亶的唾沫你也吃？」
章惇的友情相助讓蘇軾感動得稀里嘩啦。在流放的日子里，蘇軾給章惇寫信，感慨世態炎涼：那些當年追捧我的人，「 一旦有患難，無復有相哀者」，只有你章惇，「 平居遺我以藥石，及困急又有以收卹之，真與世俗異矣」。
從蘇軾的話可以看出，章惇當時雖已高居參知政事（副宰相）職位，但為人處世仍是世俗中的一股清流，十分難得。
蘇軾（1037—1101），字子瞻，四川眉山人
宋哲宗元祐時期，太皇太后高滔滔攝政，變法派遭到全面清洗。蘇軾「 三入承明，四至九卿」，章惇則處於貶謫、閑置狀態。
從現有史料看，在章惇遭貶黜的過程中，蘇軾的弟弟蘇轍上了《乞罷章惇知樞密院狀》，充當保守派攻擊章惇的砲彈；而蘇軾沒有彈劾或營救章惇的文字留下來，我們無法確知這一時期他本人對待章惇的態度。
章惇最初被罷黜到汝州，身心備受打擊，他一再乞求到揚州，方便就近照顧人在杭州的87歲老父，但均遭到拒絕。 9個月後，元祐元年（1086年）十一月，章惇終於可以回杭州，蘇軾這時給他寫了一封信：
「 歸安丘園，早歲共有此意，公獨先獲其漸，豈勝企羨。但恐世緣已深，未知果脫否耳？無緣一見，少道宿昔為恨……」
蘇軾在信中提起他們早年一起歸隱田園的約定，然而，「 但恐世緣已深，未知果脫否耳」一語，表明在蘇軾看來，章惇追求變法，是汲汲於功名的表現， 「 世緣已深」，希望章惇能夠超脫功名。
由於章惇後來被打成「 奸臣」，他的文字被保留下來的極少極少。我們無從知道，對於蘇軾的「 指控」，章惇本人作何回應。但兩人仍有書信往來，至少說明，雖然他們的政見分歧很深，但友情還在，並未完全破裂。
不久，章惇又被彈劾，重回汝州。兩年後，他等到離杭州頗近的知蘇州任命時，父親已經去世。他辭去蘇州知府之職，在不盡的彈劾中沉默。
等到宋哲宗親政的紹聖、元符時期，章惇獨相，達到個人仕途的最高峰，而蘇軾則遠謫嶺南。
這時的章惇，原本有足夠的權力去營救蘇軾，修復兩人的友情，但他沒有這個肚量。元祐年間蘇軾兄弟對自己的指摘和見死不救，一定在章惇的心中留下了很深的印痕。
此時的他對蘇軾，應該是有怨恨的。
但後來的史書筆記說，章惇是遠謫蘇軾的幕後黑手，這就言過其實了。包括蘇軾在內的元祐黨人在宋哲宗親政后，均遭到連續貶謫，一直貶到山窮水惡的嶺南。那是因為在太皇太后高滔滔攝政期間，在朝大臣大多無視宋哲宗這個小皇帝的存在，讓他心生怨恨。在自己親政后，宋哲宗盡反高滔滔之政，實施了發泄式的報復行動。
當時有大臣詢問宋哲宗，能否將元祐黨人從嶺南調到稍微好一點的地方，宋哲宗明確表示，絕不可以。
章惇對不起蘇軾，僅僅因為他沒有出手營救蘇軾，而這，就像蘇軾在元祐期間也未出手營救自己一樣。他們彼此或許還有友情，但政治的介入，已讓他們越走越遠了。
宋徽宗時期，兩人的遭遇更加耐人尋味。
建中靖國元年（1101年），蘇軾劫後餘生，獲准北歸，這次輪到章惇被貶到嶺南。章惇的兒子章援向蘇軾寫信求助，此時距離蘇軾病逝僅一個半月。蘇軾收到章援的信「 大喜」，抱病寫長文作答。他雖然對章惇的被貶無能為力，但讓章援轉告其父要保重身體。
蘇軾說，他與章惇定交四十年，「 雖中間出處稍異，交情固無所增損也」。他至死都承認並懷念他與章惇的友情。至於兩人的政見分歧，曾經的黨爭傾軋，通通輕描淡寫。這些和他們的交情比起來，都不重要。
相逢一笑泯恩仇，只是他們沒有機會再相逢了。章惇被貶雷州大約半年後，蘇軾在常州去世。
弔詭的是，崇寧三年（1104年），他們殊途同歸，一起被徽宗朝權相蔡京列入「 元祐黨籍」，成了所謂的「 元祐奸黨」。
第二年，71歲的章惇在貶所病逝。
章惇死後數年，他才得到朝廷追認，被追封為魏國公，而蘇軾則被打入另冊。
但北宋滅亡后，兩人身後的命運再次反轉。
章惇被當成了奸臣，宋高宗追貶章惇為「 昭化軍節度副使，子孫不得仕于朝」。蘇軾則成了宋高宗、宋孝宗十分喜愛的「 蘇文忠公」。這種歷史定位一直延續到現在。
紀錄片《蘇東坡》截屏
二
章惇和蘇軾都是一代奇才，兩人操守和才情相似，但對政治的理解有差異，導致他們的政見和立場不同。
蘇軾更注重人文情懷和精神層面。他對王安石變法不熱衷，是因為相信儒家傳統的治理方式，認為君王只要做好表率，加強修養，就可以解決一切現實問題，迎來治世。這在北宋中期的統治困境面前，顯然過於理想主義了。
而章惇則是一個現實主義者，事情總得有人去做才會好，國家必須有針對性地制定政策進行治理，才不會亂。他服膺王安石變法，本質上是推崇王安石的「 三不足」——「 天變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卹」。改變，才能讓國家更好。
思想根基，決定了兩人的成就各有側重。蘇軾在地方治理上有政績，但在朝廷治國方面有不足，他的名聲主要來源於他的詩詞文章和道德人格。章惇則擅長治國用兵，一生雖然坎坷，但仍出將入相，是北宋政壇上舉足輕重的人物之一。
章惇的政治才幹是反對他的人都無法否認的，所以反對者只能在他的品行上做文章。但他究竟有什麼品行上的問題，史書上也沒有記載。只是一出場，就給他一個定語——「 有才無行」。
南宋人李燾《續資治通鑒長編》記載，宋神宗熙寧年間，有人向王安石推薦了在政壇上剛嶄露頭角的章惇，王安石說：「 聽說章惇極其無行。」推薦者說：「 我推薦的是他的才，只要他有才可用，品行又算什麼呢？您可以跟他見見面，一定會喜歡他的。」
《續資治通鑒長編》接著寫，「 安石見惇，惇素辯，又善迎合，安石大喜，恨得之晚」。
這就是宋代史學家的筆法，寫章惇被王安石看中，並加入變法派的隊伍，但從頭到尾卻一直強調章惇品行不好，「 素辯」，「 善迎合」，都指向章惇是一個小人。由此，進一步說明王安石變法的隊伍里都是些小人，藉以貶低11世紀的那場改革。
事實上，王安石後來也看出，章惇不過是被世俗之人中傷詆毀而已。
王安石（1021—1086），字介甫，江西臨川人
從章惇一生的行跡來看，他不僅不是小人，還是一個無私無畏、堅持立場、忠於職守，並時常發出不合時宜之論的孤膽英雄。
熙寧五年（1072年），章惇被任命為荊湖北路察訪使，經制梅山蠻夷。這是一次重要的任命，梅山開邊是熙寧年間的三次戰爭活動之一，章惇也憑藉此次經略拿到了進入朝廷中樞部門的敲門磚。
章惇制定了懷柔與強硬的雙重政策，最終當地蠻夷首領「 相繼納土，願為王民」。
後來，在章惇被貶湖州之後，荊南發生叛亂，朝廷能想起的最佳平叛人選還是章惇。章惇受命，二話不說，「 疾赴荊南，道中墜馬傷足」。真是一個不要命的「 拚命三郎」。
然而，歷史的不公在於，後來的史書提起章惇經略荊湖北路的事蹟，刻意刪去了他要求懷柔和寬大處理的言論，卻把別人誣衊他在梅山大肆殺戮，「 以至浮屍蔽江，下流之人不敢食魚者數月」的謠言大書特書。
這就是反對者的手段——你做得不好，我可以指摘你；你做得好，我依然能夠詆毀你。
由於章惇治理荊湖北路有功，后被提拔為判軍器監。一天，北宋財政部三司發生大火，章惇率領軍器監眾人救火，奮不顧身，剛好被站在御樓上的宋神宗看到。第二天，宋神宗直接提拔章惇為三司使。
盡職、拚命的章惇「 陰差陽錯」成為北宋的「 計相」、「 財爺」，這算是命運對他的一絲眷顧吧。但章惇在三司使任上大刀闊斧進行改革，整理賬目，設會計司，重新登記天下的戶口、人口、租額、年課等等，把賬本做得清清楚楚。就算是上天眷顧來的職位，他依然憑藉才乾和務實精神，把工作做到極致。
幾年後，元豐三年（1080年），章惇已升任參知政事，成為朝廷重臣。
然而，元豐八年（1085年）后，宋神宗病逝，年幼的宋哲宗繼位，由太皇太后高滔滔攝政，保守派領袖司馬光、呂公著等相繼拜相。此時，朝廷風向驟轉，原本依附變法派的一些人，出於自保，開始重新站隊。
但章惇不為所動，他仍然在朝堂上與保守派據理力爭，指責司馬光引進官員破壞程序正當性，與司馬光就免役法當不當廢的問題展開辯論。他最終像堅守變法的蔡確等人一樣，被貶出朝廷，在元祐8年間，無緣重返朝廷。
宋哲宗親政后，紹聖元年（1093年）四月，召章惇為相。重返朝廷核心的章惇，第一件事就是追究已故的司馬光、文彥博等人向西夏割地求和的罪責，同時停掉每年給西夏的歲賜，命章楶修築城寨，加固邊防。 5年後，章楶在平夏城大敗西夏人，使得西夏「 不復能軍，屢請命求和」。
而此時，章惇最主要的任務是，恢復了被司馬光廢除的熙寧、元豐新法，重新舉起了王安石變法富國強兵的旗幟。雖然最終不能救大宋于危亡，但他的努力，讓北宋有了一次炫目的迴光返照。
自始至終，章惇都是變法革新的堅定人物，不改初衷，得失坦然，在北宋搖擺和紛亂的政局中顯得尤其可貴。
更為難能可貴的是，在章惇為相的7年間，他沒有像司馬光當年對新法趕盡殺絕一樣，對元祐時期的做法進行一刀切的否定。相反，他能夠稍微放下黨爭和報復的不理性，實事求是地保留了元祐時期一些切實可行的法令。
當時，章惇向宋哲宗進呈新修訂的法令。宋哲宗聽到有些法令是元祐時期頒布的，大惑不解：「 難道元祐敕令也有可取的嗎？」
章惇回答說：「 取其善者。」
這一刻，章惇顯示了一個大政治家的格局。
章惇劇照
三
很多人知道，蘇軾有一肚子的「 不合時宜」。其實，作為蘇軾的好友，章惇同樣以「 不合時宜」出名。
章惇在世時，無論是反對他的人，還是支持他的人，都承認他是一個敢言、直率、絕不見風使舵的人。
不管在誰面前，皇帝也好，攝政太后也好，他怎麼想就怎麼說，毫不顧忌個人利害得失。
宋神宗元豐時期，1082年。
一日，宋神宗盛怒，批令斬殺一名漕官。第二天上朝，宋神宗問宰相蔡確：「 昨日朕批示要殺的人，已經執行了嗎？」蔡確回奏：「 臣等正準備報告此事。」宋神宗追問：「 殺個人難道還有什麼疑問嗎？」蔡確於是說，自宋太祖開國以來，我朝不曾殺過士人，臣等不願看到陛下破例。宋神宗沉吟許久才說：「 那就將他刺面發配吧。」
這時，門下侍郎章惇忽然站出來，說：「 陛下，這樣還不如把他殺掉算了。」宋神宗反問：「 這是何故？」章惇上前回奏：「 古人言，士可殺不可辱。依臣看，殺頭比刺面流放要好受得多。」
宋神宗一聽，火冒三丈：「 朕乃天子，難道連一件快意的事都做不成？」
章惇連忙對宋神宗說：「 陛下，像這種快意的事，臣以為還是做不成的好。」
宋神宗默然不語，冷靜后，怒氣漸消，對蔡確、章惇等人說：「 這件事就由你們酌情處理吧。」
從來奸臣只有溜須拍馬、逢迎皇帝作惡的，哪有如章惇、蔡確這般，當面頂撞，給皇帝製造不痛快的奸臣？
宋哲宗元祐元年，1086年。
高滔滔臨朝，司馬光拜相，新法陸續被廢，但此時免疫、青苗等法尚存，司馬光抱病上疏，請求5日之內罷除免役法，否則「 死不瞑目」。
對此，章惇針鋒相對地反駁說，「 今日更張政事，所系生民利害，免役、差役之法最大，極須詳審，不可輕易」，若真在5日內改免役法為差役法， 「 更張草草，反更為害」。
免役法，是王安石執政時期，為了減輕百姓負擔推行的新法。原本百姓需要向朝廷服役，現在只要交免役錢，由朝廷僱人服役就行了。這項制度順應了商品經濟發展的趨勢，雖然在執行中出現了一些弊端，但如果因噎廢食，徹底否定，開倒車返回差役法，則顯然是不理智的。所以，不僅章惇，連保守派陣營內的人，都勸司馬光要慎重。
但司馬光一意孤行，為了反對而反對，此事做得不像一個理智的政治家。當閑居南京的王安石聽說司馬光要改免役法、復差役法時，愕然失聲說：「 亦罷至此乎？」沉吟良久，他又自言自語：「 此法終不可罷！」說完，平生堅強的王安石老淚縱橫。
章惇人在朝堂上，他清楚地知道時移勢易，保守派要乾的事容不得他一個變法派的人說三道四。他若保持沉默，或許還能保住自己的位子。但他不管不顧，就是要捍衛王安石變法的心血。保守派輪番彈劾他，他卻「 不貶不去」，不顧名聲和安危，寧願被貶也不自請外放，要換取時間來捍衛王安石最為看重的免役法。
史書說，章惇在高太后簾前與保守派爭論，多有不遜之詞，「 太皇太后怒其無禮，乃黜之」。
罪名的認定大有學問，高太后等人當然不能以堅守新法的理由罷黜章惇，儘管這是根本原因。於是，章惇便被加上「 輕薄無禮」之類的罪名，被轟出了朝廷。
從來奸臣只有審時度勢、迎風而上的，哪有如章惇這般，逆勢而行，給自己製造麻煩的奸臣？
宋哲宗元符三年，1100年。
宋哲宗去世，向太后在事先選定端王趙佶為皇位繼承人的情況下，假意徵求宰執的意見。
章惇又不合時宜地站出來，說按照程序應當立誰誰誰。向太后反對。章惇還是不知迎合，又說那應該立誰誰誰。向太后又反對。
見章惇兩次都不上路子，向太后只好以先帝宋神宗的名義說，端王趙佶「 有福壽，且仁孝」，可以立為君。
說得這麼明顯了，章惇依然執拗地坦言：「 端王輕佻，不可以君天下。」
話沒說完，與章惇同朝的曾布怕受牽連，對著章惇吼了一句：「 章惇聽太后處分！」端王趙佶由此繼位為宋徽宗。
其他大臣揣摩上意，一味附和，章惇卻一再力爭，不管不顧。要知道，這時候的章惇可不是一個政壇愣頭青，而是一個曾掌朝政七八年、富有政治經驗的66歲老臣啊，他不可能不知道直言的後果會危及自身的地位。但他知道趙佶輕佻，「 不可以君天下」，為天下社稷蒼生計，他不能不力爭。
可悲的是，這次力爭的失敗，最終造成了北宋的淪亡，證明了章惇的遠見卓識，而章惇和他的家族則徹底葬送了政治前程。
從來奸臣只有攀龍附鳳、投機取巧的，哪有如章惇這般，不識好歹，押上個人和家族前程盡說大實話的奸臣？
儘管傳統的正史把章惇詆毀成一個奸臣，但在歷史的敘事中，仍然掩不住他作為一個直臣的光輝品格。
由元祐黨人後人執寫的史書，因為反對變法派而抹黑章惇的人品，但他們除了空口無憑說他「 有才無行」，卻舉不出具體的例子來論證他們的判斷。恰恰相反，他們寫下來的關於章惇的事蹟，反過來證明了章惇是一個做事有原則、做人有底線的人：
他曾大權獨攬七八年，卻「 不肯以官爵私所親」，四個兒子都考上進士，但除了一個入朝當校書郎的低級官員，其他三子都在州縣為官，沒有一個顯達。若他是奸臣，請問有不徇私的奸臣嗎？
他終生信奉、發揚和改良王安石變法的內容，卻在另一名變法派領袖蔡卞極力推行王安石個人崇拜的時候，頭腦清醒地站出來反對搞偶像崇拜，說自己不曾喚王安石作「 真人、至人、聖人」。若他是奸臣，請問有不諂媚的奸臣嗎？
他為官清廉，據說死後家貧難以下葬，手指都被老鼠啃掉一個。連誣陷他的人，都不敢說他貪污受賄。若他是奸臣，請問有不貪污的奸臣嗎？
他堅守國土，寸土不讓，在司馬光等人提議向西夏割地換和平的時候，他怒不可遏，說提議的人「 可斬」。在他掌握朝政后，他強勢地斷絕了給西夏的歲賜，並積極發起收復失地運動。若他是奸臣，請問有不賣國的奸臣嗎？
不徇私，不貪污，不諂媚，不賣國，作為一個奸臣，他章惇到底圖什麼？
難道，作為一個奸臣，他圖的是有原則，有底線，有良知和有膽氣嗎？
▲章惇劇照
四
如上所述，正史中關於章惇是奸臣的指控，可以斷定通通不成立。
按照宋朝的歷史現實，《宋史》（雖是元朝官修，但採用的底本均為宋人所作）將章惇列入《奸臣傳》，基本理由跟蔡確、呂惠卿這些人入《奸臣傳》一樣，都是基於他們是王安石變法的支持者和繼承者。
史書寫得很明白，章惇的罪證之一，就是「 紹聖而後，章惇倡紹述之謀，秕政復作」。所謂「 秕政」，是寫史者對王安石新法的蔑稱。
近代以後，王安石變法，以及歷史上著名的改革變法，才得到了較為公平的評價。但在此之前的漫長的時間里，王安石變法因為變亂祖宗家法、著重理財而一直受到社會主流思想的鄙夷。
宋代以後佔據主流的程朱理學，講求「 道德治國」，而鄙薄「 技術治國」，對於強調法律、財務、經濟等實操的王安石新法，自然沒有好感。在理學思想指導下的傳統史書，於是更容易將王朝的衰亡歸咎於變法，歸咎於主張和支持變法之人。
靖康之變后，宋室南渡，面對國破家亡的政治危機，朝廷需要做的事情，就是檢討北宋滅亡的原因，並確定由誰來承擔歷史罪責。
宋高宗替父兄開脫歷史罪責，將國事危亡由蔡京禍國，上推至王安石變法，讓一群推行變法的「 誤國奸臣」來承擔罵名。這樣，趙家人是沒有過錯的，有過錯的是底下的奸臣。
時人楊時說，「 蔡京用事二十餘年，蠹國害民，幾危宗社，人所切齒，而論其罪者莫知其所本也。蔡京以繼述神宗為名，實挾王安石以圖身利」，「 今日之禍，實安石有以啟之」。這說明，南宋人批評蔡京誤國，將矛頭指向王安石變法，認為變法亂了祖宗家法終釀靖康之難，已成為一種政治正確。
歷史學者方誌遠曾指出，自從在正史中立《奸臣傳》，中國歷史上便大抵只有奸臣而無昏君、暴君。
所謂的「 奸臣」，成了昏君、暴君的替罪羊。
王安石未被正史列入《奸臣傳》，或許僅僅是因為他的名聲太大，做派太正，寫史者也怕引起非議。但王安石以下，蔡確、呂惠卿、章惇等人，要麼做派有問題，要麼名聲不太顯，拿來欺負一下，讓他們為北宋亡國頂罪，那是最好不過了。
有奸必有忠，正史否定變法派的連帶結果，就是肯定了以高太后、司馬光等人為首的保守派。北宋政壇上基於變法與反變法的政見之爭，因此被史書描述成忠奸對立的道德之爭。
當道德凌駕于政治之上，歷史事實便進一步被遮蔽和扭曲。
元祐時期，高太后、司馬光等人對變法派的清洗和貶謫，從本質上來說，跟後來宋哲宗親政時期，宋哲宗、章惇等人對元祐黨人的清洗和貶謫是一模一樣的，是權力鬥爭的血腥和無情。在這場輪迴反覆的鬥爭中，雙方都犯了錯誤，應該受到同等的批判和譴責。
說起來，司馬光報復心強，打擊面太大，而且犯錯在先，理應受到更嚴厲的批判。章惇「 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不寬恕政敵，雖做了一些努力，仍無法擺脫黨爭報復的心魔，但他的罪惡絕不比司馬光犯下的更重。
正如梁啟超所說：「 至竄逐元祐諸臣，則亦還以元祐所以待熙豐者待彼而已。元祐諸臣是，則惇亦是也；惇非，則元祐諸臣亦非也。」若要讚美，雙方應一起讚美；若要譴責，雙方應一起譴責。這是對等的。
可是，在經過忠奸對立的道德書寫之後，司馬光的睚眥必報、冥頑不化，被美化成了忠臣對奸臣的零容忍，而章惇的同樣做法，卻被當成了奸臣對忠臣的讒害。
我不想美化北宋政壇的黨同伐異，但也反對將司馬光與章惇的同類做法區別對待，至少，他們都不是完人，在報復政敵方面應各打五十大板。
更為悲劇的是，無論身前死後，在爭奪道德高地的鬥爭中，向來耿介、從不投機的章惇始終處於下風。他不僅被元祐黨人當作「 奸臣」，還被以新黨自居的徽宗朝權相蔡京當作「 奸臣」，名字被刻入《元祐黨籍碑》。最後，更被《宋史》寫入了《奸臣傳》。一個兩面都不討好的人物，在歷史的迷霧中，徹底模糊了身影。
在歷史上，一個人物的真實狀況與身後評價存在巨大反差的現象並不罕見。但像章惇這樣，一直被誤解、從未獲理解的人，確實是悲劇中的悲劇。因此，有歷史學者將這種現象稱為「 章惇現象」。
說起來，作為章惇的老朋友，蘇軾算是非常幸運的了，生前雖然也是兩邊不討好，人生不如意，但死後他得到了絕高的評價。而章惇，或許不敢奢求什麼，只想求取歷史的公正一筆。
參考文獻：
[宋]李燾：《續資治通鑒長編》，中華書局，2004年
[宋]蘇軾：《蘇軾文集》，孔凡禮校注，中華書局，2004年
[元]脫脫：《宋史》，中華書局，1985年
鄧廣銘：《宋史十講》，中華書局，2015年
梁啟超：《王安石傳》，陝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10年
喻朝剛：《章惇論》，《史學集刊》，1997年第1期
黃錦君：《章惇傳論——從章惇的宦海沉浮看北宋中後期政治風雲》，《宋代文化研究》（第九輯），巴蜀書社，2000年
方誌遠：《歷史上的奸臣與「 奸臣傳」》，《文史知識》，1998年第1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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