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裴毅然
1952年中共的“五反”運動清晰標示中共的真正反動——逆歷史理性而動。（網路圖片）
1952年中共的“五反”運動（反行賄、反偷稅漏稅、反盜騙國家財產、反偷工減料、反盜竊經濟情報），以工商業主為靶標，狠狠擊碎“中國夢”，清晰標示中共的真正反動——逆歷史理性而動。
由於中共至今不認同普世價值（視為萬萬不能走的“邪路”），拒絕意識形態與世界接軌，“五反”仍列重要政績——
這是建國后（中共建政）工人階級同資產階級的一場重大的階級鬥爭，它的勝利，鞏固了工人階級和社會主義國營經濟的領導地位，開始建立工人監督生產、參與管理的制度，為對私營工商業實行社會主義改造創造了有利條件。（百度百科）
被記錄的罪惡
台灣一份資料（1961）
當初被共匪重視的民族資產階級、被共匪拉攏的大陸工商界，在這次“五反”運動中，一舉而被圍剿，才開始嘗到共匪的滋味了！自二月中旬起，各地即噩耗頻傳，僅上海一處，自殺、中風、與發神經者即不下萬人。自殺方式，以跳樓、躍江、觸電、吊頸者為最多，毒烈藥品，尤其是安眠藥片，早已禁上發售，故欲求安卧而死，亦不可得。法國公園與兆豐公園樹叢中，經常懸屍三五人不等，馬蹄之上，常見有人自高樓跳下，跳黃浦者更多。棺材店一掃而空。
廣州街頭亦常見橫屍。某客清晨坐上三輪車，向車夫驚述剛剛看見兩具血屍，車夫笑答：“兩個算什麼，我經過惠愛路時，怕不躺著有十幾個？！”
劉鴻生榮毅仁盧作孚……
毛澤東譽為“覺悟的資本家”的劉鴻生（1888～1956），不到兩年，除了兩家工廠落入“人民”之手，感覺日差，1950年底化裝逃亡，中途被捕；因有“覺悟資本家”招牌，先行軟禁；1951年2月“五反”下獄。
申新紗廠暨“麵粉大王”榮毅仁（1916～2005），被控“非法得利”、“與美帝藕斷絲連”、“逃稅”、“反動”……日子難過得很，根本不知后命。
對航運業貢獻巨大的盧作孚（1893～1952），1950年率19艘船從香港投共，全國政協委員、西南軍政委員會委員。1952年2月5日，“民鐸號”觸礁沉沒，被指“階級敵人破壞”；8日民生公司“五反”動員大會，會場標語“歡迎盧總經理老實交待”！盧秘書揭發盧總向公股代表發射“糖衣炮彈”——宴請、看戲、洗澡。當晚，盧作孚在重慶安眠藥自殺，留囑歸還“西南軍政委員會”證章。[1]1953年，毛澤東假惺惺將盧作孚列為民族工業不能忘記的四人之一。
一套短衫闖上海灘的鄧仲和（1904～1983），已實現“中國夢”——擁產數百萬美元，遭《解放日報》點名批判，家財抄沒，工廠接管、公司改組、本人入獄。1948年，鄧仲和以萬兩黃金從英商手中購得外灘匯中飯店，此時家屬向行人拍賣刀叉、桌椅。
前招商局經理胡時淵被捕，其長江輪船公司遭清算。前虎標永安堂上海分行經理胡桂庾被捕……
空降兵
中興煤礦常務董事長唐在章，風燭殘年的老人，交出中興貿易公司財產。檢討會前，老人冷靜安排後事；會後，乘電梯上聯合銀行辦公室，遺囑留桌，開窗跳下。
五反進入高潮，南京路老介福綢緞莊、北京路新昌五金號等經理均“畏罪自殺”；西藥店經理羅某，罰跪靜安新村弄堂口（罪名“非法得利”）；金城銀行兩位經理殷紀常、鄭翼如，跪著辦公。殷紀常跳樓，仍不放過，殷家被抄，家人被捕。至四月底，上海市府宣布全市“五反”待決犯七萬餘。
1952年，資本家之所以選擇跳樓而不跳江，乃投江不易找到屍體，否則家屬會遭種種麻煩，甚至入獄。
那陣子，上海市長陳毅每天一進辦公室，第一句話：“昨天又有多少空降兵？”
嚴防措施
四月中旬一天下午，上海靜安寺路附近四人跳樓。中共只好採取措施：1、公園及僻靜之處，派兵巡邏，不準停留；2、黃浦江邊站崗，偏僻處紮上竹籬；3、高樓頂站崗，三樓以上窗戶必須安裝木柵或鐵絲網；4、沒收自殺者所有財產。
動員家屬監視，發動群眾防範。凡重要目標，寸步不離，“雖寢食便溲，亦不放鬆。”
兩樁血案
1952年3月底，上海棋盤街著名桂圓店鼎豐號，張老闆坦白三次，店員（有的沾親帶故）仍逼他“徹底坦白”。恰張老闆生日臨近，備席兩桌，除全家與十余名員工，還邀來主持“五反”的幹部。幹部一見酒席，避嫌欲走，全體員工挽留，張老闆聲明“明天一定徹底坦白”，或者宴畢立即坦白，幹部這才坐下。美酒佳餚，觥籌交錯，張老闆閂上店門。不久，聲息漸微，竟至寂然。翌日，鼎豐號十時尚未開門，鄰店報警而入，全體歸西，張老闆下了劇毒。慘案轟動上海灘。
廣州“五反”比上海慢半拍。永漢南路汽車修理廠生意日衰，入不敷出，老闆邵達祥準備關歇，政府不準。積欠員工三月薪水，員工（均為叔侄親戚）大噪，借“五反”投訴邵老闆逃稅漏稅，定於5月23日晚鬥爭大會。邵老闆想想一直聘用照拂親戚，得如此回報，22日深夜提五磅重鎚連砸五名熟睡員工（邵松、邵均、吳增、蘇華、蘇沃），個個一錘完活，最後自砸，一案六命，上了香港《星島日報》“廣州專訊”（1952-5-26）。[2]
1952年10月25日，中共宣布五反“勝利結束”，但毛指示“一定要在運動中殺幾個做樣板，用來教育群眾”。1953年2月28日，上海槍斃了大康藥房老闆王康年（1924～1953），“罪行”均為職工揭發、自己招供（刑訊之下求速死）、報紙渲染。抄沒大康藥房所有資產，其兄被逐、其妻自殺。[3]
結語
文革后，中共被迫悄悄復辟私有制，但堅持“中體西用”——經濟半西化，政治仍赤化。中共“堅持馬列不動搖”，但外企私商都怕歷史重演，共產黨一日不易幟更名，外企私商便一日難寧，達摩克利斯劍畢竟高懸。近年，習近平高調“初心”，私有財產又未宣布“神聖不可侵犯”，外企私商只能包不離身，時刻準備著……
【註釋】
[1]陳冰：《盧作孚生死之謎》，載《新民周刊》（上海）2005年第26期，頁52～54。
[2]亞洲聯合通訊社資料室：《共匪四十年來之罪行》，亞洲聯合通訊社（台北）1961年，下冊，頁549～557。
[3]《抗美援朝中的“奸商王康年”冤案真相》2018-2-27。
來源：議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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