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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中央社
近期，一場在中國悄然升起的高級黑式宣傳被中共高層驟然禁停。一度熱火朝天的「梁家河」宣傳被冷卻，中央黨媒也帶頭淡化對領導人的過度報導和宣傳，多個地方政府也發出禁令，撤下此前多地懸掛的中共主要領導人習近平的畫像和標語。近期中國瀰漫的個人崇拜式宣傳似乎得到最高層主動遏制。
「高級黑」包裝過猶不及
自2012年中共十八大以來，因為新生代領導人習近平的積極有為和政治氣魄，將中國帶入新時代，絕大部分中國官員和民眾都對之產生了崇敬、擁戴之情。在這個基礎上，加之中共體制的推動，在政治上為避免十八大前因為過於強調集體領導而導致產生的九龍治水、一盤散沙局面，也有強化中央集中統一領導的需要，所以，對於中共主要領導人的宣傳包裝一直都在，包括各類宣傳紀錄片、書籍、講座和學術研究。坦率說，在中國一黨執政的中央集權政治體制下，這樣做也的確有其政治邏輯。
陝西梁家河村將當年領導人居住的房間和生活物品用來展覽
令人煩惱的是，這股風潮卻被一些急於展現忠誠、習慣於「寧左勿右」的投機官僚與官媒火上澆油，變成了「高級黑」事件。比如貴州省《黔西南日報》曾效彷毛時代的文宣手法，在配以巨幅照片的同時又喊出「偉大領袖習近平總書記」等口號。後來這一過火行為雖被喊停，卻留下了一個壞的示範案例。近期在中共建黨97周年前後，各地在掀起新一輪學習熱潮的同時，再度將這種高級黑式的宣傳推向極端，再次起到了過猶不及的效果。
本輪風潮的集中體現是「梁家河」，這個位於陝西省延安市延川縣的一個貧困鄉村，因習近平在此作為知青與當地農民一起艱苦地生活過七年，被中共作為領導人親民路線的教科書來宣傳，以期對中共官員進行「不忘初心」的政治教育，恢復中共來自人民群眾，為人民服務的神聖宗旨。如果事情僅限於此，其實可以理解，問題是「梁家河」熱的宣傳力度越來越大，大有如習近平所說的要「炸平地球之勢」。
隨著宣傳的層層加碼和「寧左勿右」，地方上過度宣傳和生硬拔高反而慢慢掩蓋了梁家河在政治教育上的正面意義，轉而變為對領導人個人經歷和魅力的阿諛吹捧，一些招致輿論非議的機械宣傳更是適得其反。比如，近期陝西省社會科學界聯合會以「梁家河大學問」為主題列出17個科研項目，每一項都把習近平七年的梁家河知青生涯與習近平思想的各組成部分生硬地建立邏輯關係，招致輿論一片愕然。
不僅如此，在吉林省長春市出現了「習語錄」地鐵，將習近平講話貼滿車廂空間。近期中國多地傳出清查濫用領導人畫像的行動，比如北京、廣東省東莞等要求政府機關和企事業單位禁止使用領導人畫像做戶外廣告，多地也撤下隨意張貼的領導人畫像及宣傳品，這也反過來證實了此前各地競相懸掛領導人頭像的現象。
上述這一切，由於對領導人密集「井噴」式頌揚，對內涵的粗暴拔高，把感染式宣傳變為機械式灌輸，既令人警醒，又再次凸顯中共宣傳的短板。
「高級黑」的深層根源
事實上，中國社會湧現這種高級黑風潮，除了宣傳粗放誤導的影響，又有其社會現實土壤和歷史根源。個人崇拜在中國具有深厚的政治文化傳統和社會土壤。中國民眾普遍存在「明君」觀念，尤其深深植根在中國社會數億的農民群體中。
而中國社會的各類複雜矛盾、發展不均衡和撕裂也呼籲著一個強有力的領導者來凝聚力量，推進改革和發展。作為一個有著960萬平方公里土地、人口14億的超大型國家，中國一直以國情複雜、治理難度高聞名於世，每當社會發展進入某個關鍵節點時，往往對於政治強人的依賴性非常大。當年文革結束後，整個社會普遍存在尋找出路的巨大訴求，鄧小平正是在這種時代關口展現了自己獨特的歷史洞察力，與人民呼聲相契合，推動了整個國家的巨大進步。然而，鄧小平時代中後期經濟社會發展陷入瓶頸，亟須轉型，加之貪腐之風肆虐，各類深層次矛盾快速累積，人民普遍渴求變革。習近平同樣是在此時代變革節點展現出自己的領導力、政治決斷，方才初步扭轉局勢，重新收穫人心。鑒於多數普通民眾都有「明君」的觀念，故當習近平契合人民呼聲，積極有為，他們難免會產生一種崇拜之情。
而中共宣傳機器面向的主要對象其實就是以農民、工人為主體的工農階層。長期以來，中共的最主要政治基礎不是中產階級或知識分子，而是工農群體。他們佔據著中國社會的大多數，是中共宣傳的主要對象，這就決定了中共宣傳要符合他們的思維習慣、照顧他們的口味。所以幾十年來，中共的官方宣傳從報導內容、語言和風格上，在已經城市化的角度看來，都顯得十分保守、陳舊，難以讓某些受眾滿意。
當然，很多宣傳弊病並非完全是某些官員個人的問題，也有中央集權式政治體制下「寧左勿右」政治生態的問題。中共作為一種新威權體制，當中央權威尚未建立時，最高層容易出現九龍治水式的政治危機，而當中央權威成功建立後，又難免會造成層層加碼的問題。在壓力型的層級制下，地方官員普遍面臨上級的考核壓力，存在「寧左勿右」的心態，因此，中國地方上做任何事都容易為了安全而層層加碼，致使執行的時候偏離政策初衷。在對領導人的宣傳中亦如此，中央層面也許只是正常倡導，到了地方就扭曲為個人崇拜。
亟待改進的中共宣傳方式
然而，即便如此，這並不能成為中共文宣滯後的借口，中共的宣傳方式依然遠遠滯後於現實社會發展。中國已進入互聯網時代，即便是廣大的中西部農村，年輕群體也早已成為互聯網居民，開啟了網購和微商，農民工群體也玩起了微信和抖音，具備了全新的互聯網思維，更別提日益擴大的城市群體、中產階級和知識分子。人們的思維和偏好日益多樣化、多元化和開放，甚至已與中共舊有的宣傳方式構成內在矛盾。而中共要想在互聯網時代繼續夯實政治基礎，就必須與時俱進地革新宣傳思維，探索更加多元化更現代的宣傳方式，而不是沿襲霸屏的方式，簡單粗放地灌輸。
所幸的是，針對這種過火之風，中共近期也主動做出了及時的調整和糾正。「梁家河大學問」課題項目已被官方叫停，多地據傳也已撤下泛濫張掛的領導人畫像，中共黨媒《人民日報》頭版亦不再將領導人新聞生硬拔高至最醒目位置。這些都被視為中共高層有意為之的降溫信號。
縱觀這次風潮的起伏過程，一方面說明了今天中共領導者既有毛鄧之後其他領導者所未有的時勢和權威，又不同於毛時代，能夠主動出手遏制高級黑，展現了難得的靈敏反饋和糾錯能力。另一方面此類事情的發生還是暴露出中共依然不是一個現代政黨。當然，此處的現代並非西方工業革命意義上的現代或是以自由主義為主要特徵的現代，而是符合中國歷史發展階段和馬克思主義（Marxism）哲學思想的現代。對於目前存在的非現代一面，只有不斷自我批評和警醒，持續進行深化改革，方能逐漸克服。這不只是某個領導者的工作，而是中共的工作，甚至是全民都要一起做的「體操」，從而建立起新時代中國人的現代性和新文化起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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