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機》導演馮小剛（左三）及主要演員
前央視著名主持人崔永元手撕娛樂圈，成為各界聚焦的中心。外媒文章表示，獨裁國家的娛樂承擔著宣傳功能，讓人在娛樂中被洗心，進行政治認同。儘管外媒和港媒還在熱議崔永元手撕范冰冰一事，官媒卻突然被禁聲。時事評論員文昭表示，崔永元這回捅出的最大簍子是把中國的工薪族和中產階級們“不患寡而患不均也”的思想激發出來。
6月6日刊登在德國之聲中文網的“黑天鵝？灰犀牛！崔永元手撕娛樂圈的另類思考”一文，援引一位專攻娛樂產業的律師對媒體稱：“大小合同在行業里很普遍，明星逃稅這塊大家都習慣了，睜一隻閉一隻眼。”輿論普遍質疑，官方大肆渲染屬於個人恩怨、娛樂圈八卦的事另有目的。
6月6日德國之聲引述公眾號“石勇說心理”最近一篇題為“崔永元范冰冰後悔都沒用了，在政治邏輯面前，他們已不重要”的文章，石勇認為，在中國，娛樂是政治（和商業）所“請出”的一種社會機制。
娛樂所擔負的使命是，讓人受壓抑的心理能量得到無害的發泄，重新恢復活力，以便繼續為政治、商業的運作作出應有的貢獻；讓人不用去思考，弱化頭腦功能，扮演好政治和商業指定給的角色。
娛樂還要承擔宣傳功能，要讓人在娛樂中被洗心，進行政治認同。所以說，在這種情況下，擔負崇高使命的娛樂“當然、而且必須做成一個產業。”
文章指出，在娛樂圈賺大錢、逃稅的這幫人，頭腦上、心理上都深陷這個利益結構中，根本看不到危險的來臨。
香港《蘋果日報》6月8日則評論說，中國的影視娛樂擁有深厚的軍方背景。自習近平上台後，為保權力打擊各大勢力，惟獨影視娛樂仍未收編，成為政治隱患。
儘管外媒和港媒還在熱議崔永元范冰冰背後的內容，官媒卻突然被禁聲。
然而，相關話題被各路人馬熱炒幾天後，中共官媒日前突然對此話題集體噤聲。
至6月7日，除了還有部分自媒體和網民在繼續討論這個話題外，中共官媒幾乎全部對此避而不提。
海外中文媒體《希望之聲》引述消息指，中共中宣部已下達禁令，禁止報道有關影視明星〝陰陽合同〞的事件。
文昭：稅賦不公最易激起民眾的不公心裡
時事評論員文昭在6月8日自媒體節目中表示，崔永元這回捅出的最大簍子是中國的工薪族和中產階級們，看到明星大腕天文數字的收入，卻能有各種辦法逃稅；而自己相比之下微不足道的收入卻被稅務部門明察秋毫，一分錢也賴不掉，由於這種明目張胆的不公平從而產生強烈的憤慨。
正像有個網友給我留言中談到的，連居民房產稅都要開徵了，對明星大腕們的天價片酬卻長時間睜隻眼閉隻眼，憑啥呀？
文昭提到，正如法國人托克維爾在《舊制度與大革命》中所說的：“在所有把人和階級加以區分的措施里，捐稅的不平等危害最大，最容易在不平等之外再製造孤立”。交稅負擔的不平等之所以最容易引起憤慨，是因為它的結果通常是表現為，承擔稅負最重的群體反而是低收入群體，收入高應該多納稅的人反而按比例來說是最低的。
文昭還談到，老子說：“天之損有餘而補不足，人之道則不然，損不足以奉有餘”。大家收低、被颳得狠就算了。最受不了的是人與人氣死人。稅負之所以出現不公平，通常都是和政治體制的不公平有關，能在不公平政治體制中發財致富的，總是和權力保持著特殊關係，因而在稅負上也受到權力的特殊照顧。
胡少江：崔永元發飆事件折射中國社會病態
評論員胡少江6月8日在自由亞洲刊文表示，網路大眾對事件中的明星們儼然是同仇敵愾。不過在我看來，這種同仇敵愾主要不是因為這些明星有逃稅違法的嫌疑，而主要是因為他們與政府主流意識形態心領神會的長期配合，更是因為他們在政府的支持和默許之下發了大財。
胡少江說，自己是一個經濟學人，對於商人和明星們在市場環境下發財向來沒有不滿，但是對於有著專制制度作靠山而混得風生水起的不良文人和紅頂商人們總是不以為然的。想必這也正是中國大眾通過崔永元對明星們不滿一個原因。
同時，大眾們認為范冰冰領取「國家精神造就榮譽」是對這個社會的一種諷刺。其實，所有極權制度下的「國家精神」都不是甚麼好東西，無外乎是臣服精神、阿諛精神、嫌貧愛富的精神、欺軟怕硬的精神和不問是非只問成敗的精神。
那些健康向上的人類普世價值是不會被當權者所承認的，也是不會在極權制度統治下的社會中發展壯大的。考慮到這一點，對范冰冰們得個甚麼國家精神獎，也沒有甚麼值得大驚小怪的。我倒是想，中國人不去公開指責那些腦滿腸肥的統治者們，只是針對沒有權力的人發怒，似乎也有點欺軟怕硬的味道。
阿波羅網林億綜合報道
來源：阿波羅網林億綜合報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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