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小到大，我其實是會有點嫉妒我哥。他明明什麼都沒做，但他在父母心中就是完美的。」見到哥哥后，曹穎意識到，也許正是因為哥哥什麼都沒做，他才能是完美的。
哥哥說出口的第一句話，讓曹穎意識到，他在父母心中完美的形象破滅了。她甚至有種模糊的感覺：可能要再次失去哥哥了。
決定維權的前夜，曹穎（化名）改掉自己用了10年的網名，和過去的生活告別。
新的網名叫「緹縈5路」。「緹縈」是西漢時期的一名少女，為了讓父親免受肉刑，提出代父受過。漢文帝感動于緹縈的孝心，不僅赦免了緹縈的父親，后又廢除了肉刑。「『5路』是我自己」，曹穎解釋：「意思是『我在做這件事』。」
「這件事」——和32年前被拐的親生哥哥有關。1988年1月，哥哥出生5個月後，被保姆拐走；2020年夏天，在公安的幫助下，哥哥和父母相認。
找到哥哥了，但還不夠。曹家人希望當年拐走孩子的保姆承擔法律責任。「我們就是要她去坐牢，她要為對我們家身心（造成的傷害）付出代價。」
如何處理原生家庭和養家之間的關係，本就是諸多尋子家庭在重逢後會面臨的難題。
當養母同時還有另一重身份——她就是拐走孩子的那個人時，事情變得更加複雜。曹家人選擇不原諒，但被撫養了32年的哥哥，選擇逃避，甚至不追究。
因為對養母態度的差別，在找到哥哥3個月後，曹穎從某種程度上再次失去了他——對方拉黑了親生父母和曹穎的聯繫方式，並遠走他鄉打工。
過去一年裡，曹穎成了那個一直對外發聲、奔波的人。她覺得自己就像緹縈，正在經歷著必然的曲折；但最終，也會像緹縈一樣，「一定會成功」。
被拐32年
從小，曹穎就知道自己有一個哥哥。
家裡有一個玻璃櫃，裏面放著一些不屬於她的玩具。那是哥哥留下來的，曹穎碰都不能碰；每年8月11日，哥哥生日前後，家裡的氣氛也會變得格外緊張，「肉眼可見我媽臉色不好，怎麼樣都不會開心」。
母親告訴曹穎：「全世界都能忘了我的兒子，我不能忘了他，我一定要記得他。」
有時候，曹穎惹父母生氣，父母就會說：「你哥肯定不會這樣做，不會這樣惹我生氣。」每次父母買紀念幣或者郵票，也喜歡買兩份，「這一份是給哥哥的，另一份是給你的。」有時，曹穎會產生一種錯覺：哥哥好像就在家裡，跟著自己一起長大。
上小學時，正是韓劇《藍色生死戀》流行的時候。看到劇中哥哥盡心儘力照顧妹妹，曹穎會想，假如哥哥沒有丟，是不是也會對自己這麼好？和同學鬧矛盾，曹穎也會想：「要是哥哥在就好了，他可以幫我打架。」
另一個全家人都很緊張的日子，是每年的1月10日，那是哥哥被拐走的時間。從父母的講述中，曹穎拼湊出了當年的情況：1988年1月9日，曹家人找到了一名保姆。第二天，保姆稱要帶著孩子去不遠處的孩子奶奶家。結果，兩人出門后就再也沒有回來。
父母意識到孩子丟了，很快報了警。曹穎的手機上保存著一份桂林市公安局1988年1月21日發布的《協查通報》的照片，上面記錄了哥哥被拐走時的穿著和保姆的外貌。
和《協查通報》一起下發的，還有一張哥哥曹青的照片和保姆的畫像。照片中的曹青穿著厚棉衣，臉蛋圓圓的，頭髮茂密，一雙大眼睛盯著前方。這也是曹穎對哥哥最早的印象：「長得挺可愛的」。
哥哥丟了，曹家人和警方一起，發動親戚朋友到火車站、汽車站附近找人。曹穎說，為了找人，父母甚至在車站打開了旅客們攜帶著的大包，生怕孩子會被藏在包裡帶走。
沒有找到。曹穎保存著一份蓋有桂林市公安局象山分局公章的證明文件，「5個月的小孩曹青於1988年1月10日被犯罪分子拐走，至今尚未破案，下落不明」。證明上寫，「此案正立為大案偵破」，落款時間為1989年6月3日。
在很長的一段時間里，曹穎一直覺得，如果哥哥沒有丟，在那個施行計劃生育的年代，自己根本不會出生。
但在哥哥被拐走的第二年，曹母意外懷孕了。母親生曹青時是剖腹產，再次懷孕時還在恢復期，流產風險很大。「那時候本來想把我打掉，結果（母親）在桂林市走了一圈，沒有一個醫生敢做手術。」現在，曹穎覺得，自己的出生帶著某種命中注定的意味：「註定我要來幫父母做這些事情。」
哥哥被拐的經歷帶給了父母另一種危機感：從小，曹穎就被看得很緊。家裡再也沒有找過保姆，上學放學都是父母接送；父母反覆告知她「不許吃陌生人給的東西」「誰帶你走都不行」「有事情就打電話」。那時候，路邊還有公用電話亭，曹穎被要求背下家裡的電話號碼，並隨身帶著一張面額50元的電話卡。
在哥哥被拐走的32年裡，曹家人在報紙上登過尋人信息，試過在打拐尋親網站「寶貝回家」上發布尋子信息，還在公安部建立的失蹤兒童DNA資料庫里登記了信息，但曹青和保姆就像人間蒸發了一樣，再也沒有出現。
一直找不到孩子，曹家人猜測，曹青被賣到了很遠的地方，「男孩子比較值錢，可以賣個幾千塊錢。」他們一直覺得曹青會在一個經濟條件還不錯的家庭長大，有機會接受很好的教育。
母親甚至一度熱衷於買彩票，「她說中了五百萬，就有錢去找我哥了。」
熟悉的、陌生的、完美的哥哥
曹穎第一次見到哥哥，是2020年5月26日，一個炎熱的夏日夜晚。
見面的派出所有個小院子，那天晚上蚊子特別多，曹穎被叮了很多小疙瘩。曹家人先到的派出所，曹穎扶著腿腳不方便的母親，曹父，還有家裡的一些長輩，一起在派出所的房間里等著32年未見的曹青。
警方告訴他們，曹青此前在公安機關辦理業務時，匹配上了2012年曹父曹母在公安部全國打拐DNA資料庫里登記的信息。
曹穎記得，到派出所認親前，桂林市公安局刑偵大隊的民警到家裡重新採集了母親的血樣，準備進行第二次DNA比對。這也是曹父曹母在全國打拐DNA資料庫里登記信息8年後，第一次被採集血樣：此前，連疑似曹青的人都沒有出現過。
到派出所認親時，第二次DNA比對的結果還沒出來，但見到對方的第一眼，曹穎就知道，這個人就是自己的哥哥。「他跟爸爸長得很像」，曹穎說，那是一種面部輪廓帶來的熟悉感。曹青甚至和曹父一樣，說話都有點結巴，連抽煙的姿勢都一樣。
認親的現場，克制又平靜，沒有想象中的抱頭痛哭。曹青也沒有喊曹母「媽媽」：「就是很陌生的」。大家坐在在派出所的房間里，交流著這麼多年的經歷。曹家人才知道，曹青就生活在離桂林市不足百里的農村，結婚了，還有兩個孩子。
如今，再次回憶起認親當晚的場景，曹穎印象最深的，是見面后曹青說的第一句話：「他說，不希望養母坐牢。」
曹穎愣了，她看了下母親，母親「看起來很平靜」，沒有正面回應這個問題。
「從小到大，我其實是會有點嫉妒我哥。他明明什麼都沒做，但他在父母心中就是完美的。」見到哥哥后，曹穎意識到，也許正是因為哥哥什麼都沒做，他才能是完美的。
哥哥說出口的第一句話，讓曹穎意識到，他在父母心中完美的形象破滅了。她甚至有種模糊的感覺：可能要再次失去哥哥了。
認親后的第六天，2020年6月1日，桂林警方在微博上發布曹青認親的消息，稱被拐32年的孩子見到了親生父母，這是「兒童節最珍貴的禮物」：「至此，一個橫跨32年的尋親故事畫上了圓滿的句號」。
此後的3個月里，曹青還是生活在縣城的家裡。偶爾，他會帶著妻子和孩子到桂林和曹家人一起吃飯，席間大家也其樂融融的。曹母送了曹青妻子一條金手鏈作為見面禮，曹家長輩們也都給小孩包了紅包。
故事不止於此。因成長環境和生活背景的差異，被找到的孩子和原生家庭之間，總會有一些隔閡和不同。
對曹家人而言，雙方第一個稱不上矛盾的「分歧」，發生在孩子的教育上。在曹家人眼裡，按照原本的成長軌跡，曹青有機會接受很好的教育，甚至考上大學。但被拐后，他初中畢業就輟學了。侄子到了讀小學的年紀，帶著某種彌補的心裏，曹家人希望，小孩有機會接受更好的教育。
曹家人計劃，要把孩子的戶口轉到桂林市區，讓他可以到市裡面最好的小學讀書。「小學入學不等人的，當時我們一門心思地想其他事情可以慢慢談，當務之急是先把侄兒搞去讀書。」曹穎說。
但曹青拒絕了曹家人的意見，「他說不想讓兒子受到那麼大壓力，讀個鎮小學挺好的。」
哥哥和家人更嚴重的分歧，體現在對養母的態度上。和侄子上學的事情不同，這已經不是一個可以拿到桌面上來討論的問題了。頭三個月里，雙方都刻意不談與養母相關的事情。
表面的平靜沒能堅持多久，三個月後，2020年8月底，當曹青知道曹家人堅持追責保姆時，雙方的矛盾徹底爆發。
「我同情我的母親」
找到哥哥前，曹穎偶爾會看電視上播的尋親節目。她印象深刻的是，某期節目播完后，一群還沒找到親生父母的孩子在節目上發聲，說「爸爸媽媽，你們一定不要放棄，一定要記得來找我，我還等著你。」
曹穎覺得，比起這些還沒有找到父母的孩子，哥哥是幸運的：父母從來沒有主動放棄孩子，這麼多年也一直堅持在找他。但這也讓她更難理解哥哥的做法：「那麼多孩子渴望親生父母的愛，人家求而不得，你當成負擔，還覺得親生父母的愛給你造成了困擾。」
2020年8月底，知道曹家人依然堅持追究養母責任時，曹青和他們大吵一架，隨後拉黑了父母和曹穎的聯繫方式。「他覺得要追究保姆的這個事情傷到他了，我們冒犯到他了。」曹青和曹家人開始漸漸疏遠。
「對父母來說，這也是一種打擊，就是那種『我怎麼還比不上拐子？』的感覺。」曹穎心疼父母：哥哥離家的這麼多年裡，父母常常彼此埋怨，感情不復從前；母親差點瘋了，為了找孩子還會在晚上偷偷地「拜神」。作為一名受過高等教育、事業有成的女性，曹穎知道，因為哥哥，母親放下了許多曾經的驕傲，「她太難了」。
8年前，母親因病殘疾，大部分時間只能卧床休息；父親年紀大了，不懂一些法律和流程上的東西，曹穎成了那個一直對外發聲、奔波的人。「我同情我的母親」，曹穎說，但凡母親還身體健康，她也不會這麼積極地四處奔走：「我可能根本就不會管這個事情，因為跟我沒有直接的關係。」
和哥哥再次失去聯繫的夜裡，曹穎睡不著，她躺到床上，總是能聽到隔壁母親不斷起床又躺下的聲音，她知道，母親也在失眠。曹穎假裝睡著了，她要等白天再藉機安慰母親：她會撒嬌式地抱住母親，開玩笑似的說：「沒關係，他不要你，我要你，我要獨享這麼好的媽媽。」
曹青拉黑曹家人沒多久，2020年9月，養母秦芳（化名）被桂林警方帶走協助調查。也是在這次調查中，警方確認了秦芳就是當年拐走孩子的保姆。
對曹家人而言，確認保姆的身份是一個好消息：這下總能把她抓去坐牢了吧？但2021年4月28日，他們收到了桂林市象山區檢察院出具的《刑事申訴結果通知書》，以「犯罪已過追訴時效期限」為由，不批准逮捕秦芳。
象山區檢察院認為，拐騙兒童罪的追訴期限應該從犯罪之日起計算。曹青被拐的案子發生在1988年，適用1979年刑法對追訴期限的規定，追訴期為10年。但從曹青被拐到抓獲犯罪嫌疑人，過去了32年，因此「已超過追訴期限」。
北京市中聞律師事務所律師劉長認為，本案發生時間為1988年1月，到1997年刑法修訂時，該案仍未超過10年追訴期。因此，該案不應當適用修訂前的刑法第77條，而應當適用1997年刑法88條的規定，即「在人民檢察院、公安機關、國家安全機關立案偵查或者在人民法院受理案件以後，逃避偵查或者審判的，不受追訴期限的限制。」
曹家人也不認可象山區檢察院作出的決定，繼續向上級檢察院申訴，8月6日，桂林市檢察院認可了象山區檢察院作出的不批准逮捕決定。8月11日，曹青生日當天，曹穎和曹父又向廣西自治區檢察院提交了申訴材料；8月17日，廣西自治區檢察院復函稱，來信「符合本院受理條件」，已經「依法受理」。
每次去檢察院提交申訴材料時，父親都會和曹穎一起去。有時候，父親會手寫一些申訴材料，曹穎在電腦上把它們整理成電子版、再列印出來，兩人會帶著這些材料一起交到不同的檢察院。
每當從檢察院那裡得到一個不算好的結果，曹穎都不知道怎麼跟母親說。但母親又總能從他們不太好的臉色里，猜出事情的走向。「她不會大哭大鬧，最多會覺得不公平。」曹穎只能安慰母親：「媽媽，你別著急，幾十年我們都等過來了，穩住，沒有關係。」
如今，母親的身體愈加不好了。曹穎毫不懷疑，倘若檢察院一直不批捕養母，母親會鬱鬱而終：「養母不坐牢，我媽就得死，這是一定的。為了讓我媽再多活幾年，我也要把拐子送進去。」
妹妹的「戰爭」
2020年8月，曹穎開始維權。她有一個用了10年的微博賬號，裏面承載了她大部分
的青春和過往——關注喜歡的明星，追連載的漫畫，轉發可愛動物的視頻，點評某個新上映的電影或電視劇，收藏學習語言的視頻，甚至認識了一群線上的朋友。
在發表案件相關的內容前，曹穎不得不和「十年的青春記憶和喜怒哀樂」分別。——她隱藏了部分微博，又清退了粉絲群和超話。她在微博上解釋自己的行為：沒有被盜號。「實在是沒辦法了，所以把二次元號轉成三次元號，破次元壁了。」
「我有破釜沉舟的勇氣」，曹穎如此形容自己的舉動。
有段時間，曹穎微博更新得非常頻繁，一天能發好多條。有網友告訴她，不能這麼發，後來的人抓不住重點。曹穎聽了對方的建議，置頂了最初介紹案情的微博，隨後每次更新進展都轉發原微博。在刪除一些比較簡短的微博時，曹穎不小心刪了一條轉發量超4萬的微博，等她意識到刪錯了時，這條微博已經恢復不了了。
「我真的要崩潰了。」曹穎說，自己就像是在微博上乞討的乞丐，每天都在祈求多一點轉發和關注，彷彿這樣才能讓案子進展得更順利。刪錯微博讓她覺得，自己過去的「乞討」和努力好像都白費了。崩潰過後，曹穎又只能重新再「求轉發、求關注」。曹穎感激網友「不離不棄的支持」，在網上保持更新案件的最新進展，成了她回報網友的方式。
在得到部分網友的理解和支持的同時，曹穎也受到了部分網友的攻擊。「有些人過來罵我，說我不體諒我哥的心情。」曹穎覺得對方無法理喻：她體諒哥哥，那誰來體諒被拐走孩子的父母？
還有人覺得，曹穎不希望哥哥回家，因為「不想多一個人分家產」。面對這種問題，曹穎一開始還在試圖解釋：沒關係，她不介意，父母很多東西都買了兩份，他們可以平分。
到後來，耐心消耗殆盡，她只好回懟：「什麼叫遺產？父母要死了才叫遺產是吧？我覺得我肯定希望我父母再活長一點，起碼再活20年。你過20年再討論這個問題行嗎？」
曹穎不希望網友過分關注這些家長里短的東西，她最迫切的願望，仍是把保姆的問題弄清楚，「我們的要求很簡單，就是坐牢」。
互聯網之外的日子，也在曹穎開始維權后變得不一樣了。此前，同事和朋友們大都知道她有一個被拐走了很多年的哥哥。桂林市不大，人與人之間總是有著各種彎彎繞繞的聯繫，沒多久，周圍的人也都知道這個哥哥找到了，但拐騙者還沒有被抓。
和朋友們一起逛街、吃飯時，大家也會問：最近怎麼樣了？曹穎很感謝對方的關心，但又覺得，大家本來開開心心的，但說到自家的事情，彷彿就不能繼續開心了。氛圍變得有點奇怪和尷尬，慢慢的，曹穎也就盡量不參与朋友間的聚會了。
2020年上半年，曹穎迷上了書法。那時候，每天下班回家沒什麼事，她會追劇、練書法、玩遊戲。但開始維權后，她覺得自己彷彿喪失了快樂的權利。看到有趣的微博，不敢評論，怕別人覺得這不是一個維權者該做的事情；回家后，劇不看了，書法不練了，遊戲也不打了，一門心思研究刑法。
曹穎覺得，自己就像是即將參加高考的學生：高考結束前，除了學習，做什麼都是錯的；對她而言，除了維權，把時間用在別的事情上，也是錯的。
但高考有明確的時間，曹穎不知道，自己的「高考」，要到哪天才會結束。
過去一年裡，最高檢的官方網站成了曹穎使用最多的網站之一。在這裏，曹穎看完了不同版本的《刑法》，對拐騙兒童相關的法律條款爛熟於心；她還研究過不同的檢察官和指導性案例，甚至認真翻閱過關於「瀆職案」的立案情況，「最高檢自己寫了，如果造成被害人死亡、自殺【相關閱讀:安樂死根本安樂不了，別宣傳了】或者其他嚴重情況，可以馬上立案。」
她甚至想過：「我要不搞個自殺？」後來，又覺得為了一個最多只能判5年的拐騙犯，自己再賠上性命，「犯不上」，放棄了。
她還學會了使用裁判文書網，找到了另一起發生在廣西柳州的拐騙案。該案的《一審刑事判決書》顯示，孩子在1991年5月被拐走，犯罪嫌疑人在2014年2月被刑事拘留。和曹青的案子一樣，該案同樣適用1979年的刑法，也過了1979年刑法規定的10年追溯期。最終，柳州市柳北區人民法院認定被告人犯拐騙兒童罪，判處有期徒刑3年。
柳州的案子再次給了曹穎希望：「同樣的案子，為什麼柳州可以判下來？桂林就是判不下來？」
真相與謊言
在曹家人堅持追責的日子里，曹青選擇了逃避：拉黑親生父母的聯繫方式后，他們幾乎不再聯繫。「他讓我感覺他誰都不想得罪，但他什麼都想要。」曹穎說，哥哥不想在養母和生母之間作出選擇，但「兩方已經水火不容了，你不能什麼都想要」。
2021年春節過後，曹青出了遠門打工。9月6日，他在接受澎湃新聞採訪時表示，親生母親希望他可以去法庭指證養母，「我沒有同意，叫了三十多年的媽媽，也有過養育（之恩），我做不出來那種事。」
出遠門前，曹青帶著老婆去見了養母秦芳。「我裝作很好的，其實心裏面很難受」，秦芳說。如今，兩人已經很久沒打過電話了，秦芳覺得，那是孩子知道自己難受，所以「電話都不敢打給我」。
在秦芳的講述中，認親后，曹青和她的感情沒有發生變化。一個例子是，2020年9月，她被警方帶走協助調查；一個月後的10月16日，她從警察局回家后，曹青就立即到家裡來看她了。當時，曹青還有點埋怨自己，「他覺得他沒辦法去阻攔那裡（曹家）。他說他去求過他老爸了，說不用搞得這麼大，難道他要找到一個媽，又失去一個媽嗎？」因曹青拒絕接受採訪，該說法未得到證實。
在秦芳的版本里，曹青是在火車站撿到的。她不記得撿到孩子的具體時間，只記得是「好冷的時候」。那時，她和前夫李某吵架，李某打了她，她準備去廣東投奔姐姐。早上，她從村子里出門，晚上才到了桂林火車南站。「好像差不多天黑了，買不到車票，沒有地方去，只有在火車站外面哭。」
秦芳記得，火車南站出站口有一個郵局，旁邊有面牆。自己身上有傷，坐不住，隔一會兒就要靠著牆走幾步。到了下半夜，她在牆邊坐著，看到旁邊有一個紙箱子，裏面放著一個用大棉衣包著的小孩子。「火車站一晚上都有人，也有人從那邊走過，但是也沒有一個人問。」秦芳猜測，那幾年醫院打胎需要證明，小孩的父母可能比較年輕，談戀愛有了孩子，「養不動了就丟掉了」。
秦芳說，看到孩子被丟到街上，覺得如果不管他，心裏也過不去。等到天亮，她抱著孩子坐上了回村的汽車，把孩子交給了前夫李某的父親。
但在前夫李某的印象里，自己和秦芳打架與秦芳抱回孩子之間，隔了約一年的時間。「打了架，她出去了有一年多。」一年後，秦芳回家了。那天，李某在別人家吃酒，回家后看到秦芳，兩人也沒說話。後來，李某看到了孩子，秦芳也只跟他說了句，好好帶著孩子。
9月1日，李某告訴新京報記者，直到2020年年底桂林市公安找他了解情況前，他都沒懷疑過孩子不是自己親生的，「直到公安那天問我，我都（蒙）在鼓裡。」
秦芳稱，自己「肯定」告訴了李父孩子是撿的，但沒有告訴前夫。不過，李父已經去世，該說法無法證實。
為什麼撿到孩子卻不報警？秦芳說，自己不懂，「如果想到這樣（報警），那時候（和前夫）打架就去報警了。」
李某記得，秦芳帶回孩子后，在家待了沒多久又出門打工了，孩子由自己和父母養著。
秦芳說，當時家裡經濟條件不好，她和前夫都會出去打工，「孩子要吃，要穿，要買奶粉」。秦芳記得，當時自己一個月的工錢才幾十塊錢，但買一罐奶粉，也要幾十塊。但好在李父是老師，家裡也不至於揭不開鍋。
在李家的這些年，秦芳和李某處於「見面就打」的狀態，外出打工成了她逃避的手段。但也因為外出，她和曹青真正在一起相處的時間並不長。每隔一段時間，秦芳都會往家裡寄點錢，也會給孩子買衣服。
在曹青長大的這麼多年裡，秦芳也想過，要不要告訴孩子他是撿來的，但她又想著「怎麼沒人找（孩子）」，事情也就擱置了。
曹青讀初中時，秦芳決定和李某離婚。離婚前夕，秦芳想告訴他身世，但彼時的曹青展現出一些暴力傾向，經常和人打架，家裡賠過好幾次錢。「他老爹（李父）說，你說了，要是以後出了事你怎麼搞？」秦芳也就不說了。李某亦證實，曹青打架確有其事，但卻並不清楚父親是否和秦芳談過。
秦芳記得，自己和李某離婚時，曹青已經十五六歲了，曹青被法院判給了李某，自己每個月支付一定的撫養費到孩子成年。雖然不常在家，但秦芳覺得，自己「沒有對不起他（曹青）」：「撫養費我全都給了，他讀書我還要送錢給他。」
但在2020年9月的調查中，桂林警方確定了秦芳就是當年拐走曹青的保姆。8月30日，桂林市公安局象山分局辦公室主任告訴新京報記者，警方是根據秦芳的口供確認她的身份的。至於證據問題，該辦公室主任表示，「不用擔心，肯定是有這個事情的。」
9月1日，秦芳告訴新京報記者，在協助調查期間，她是「被迫」承認的。秦芳說，自己簽過很多文件，「想不起來」是否在口供上籤過字。
「我們沒有做錯任何事」
過去一年裡，在公安局經歷的一切總是出現在秦芳的夢裡。案子沒解決，她總覺得像是有一塊石頭懸在心裏，不知道哪天，她又會被帶去問話。「我現在就想知道個時間，我早一天知道這個結果，早一天把這個事情解決，該怎麼樣就怎麼樣。」
對秦芳而言，曹青的親生父母出現后，她最開心的時間是認親的那天。到派出所認親前，曹青曾打電話問她到底是怎麼回事。秦芳告訴曹青，他不是自己生的，又把自己當年在火車站撿到他的事情講了一遍。秦芳還很高興：「我跟他說，你去認吧，你應該認，這樣多一個親戚就多一條路。」
在曹家人眼裡，找到曹青后，最開心的時間也是認親的那天：那個想象中的、完美的、找了32年的兒子，終於出現了。
但短暫的溫情過後，一地雞毛。曹穎記得，母親氣急了，也會說恨不得從未找到過這個兒子。她只好安慰母親：「不要這麼想，你現在好歹知道兒子是活著的。」
即便到了如今的境地，對曹家人而言，曹青依然是值得維護的——他們所有的憤怒和怨恨都只和保姆有關。
在媒體報道曹青不同意指認養母后，曹父感到憤怒，覺得對方的報道是「在傷口上撒鹽」：「本來就是很傷心的事，兒子（被拐走時）才5個月，他怎麼作證？」曹父在短視頻平台上看到了一些指責兒子的言論，他覺得，網友們在「道德綁架他（兒子）」。
在等待哥哥回家的這麼多年裡，曹穎也會在網上關注一些尋親家庭，比如同樣歷時32年才找到自己孩子的「打拐媽媽」李靜芝，電影《失孤》原型郭剛堂。但李靜芝和郭剛堂找到孩子后的表現，讓曹穎覺得失望。
「他們總是在強調團圓，好像為了團圓，父母什麼都可以犧牲，什麼都可以忍。」她覺得事情不該這樣：所有家庭痛苦的來源，都是孩子被拐走了，那為什麼找到孩子的家庭不能維權？「你做錯事了，你就應該承擔代價，追責是我們應有的權利。」
曹穎曾給母親開了一個微博，曹穎記得，有人罵曹母，說她不顧及兒子的想法。甚至在一些親戚朋友眼裡，堅持維權、堅持想把拐騙者送進監獄，也是錯的。「很多人都覺得這個兒子找回來不容易，要多照顧一下兒子的想法。」
她不理解：為什麼所有人都在強調要照顧兒子的想法，那作為受害者的父母呢？「我們沒有做錯任何事，反而受到很多不該屬於我們的指責。」
現在，曹穎不僅希望檢察院能批捕秦芳，她還希望，曹青的案子能成為最高檢認定的指導性案例，在司法實踐中減少「同案不同判」的現象。「我們家的悲劇已經產生了，我希望能讓法律再往前走一步，讓別的家庭不再經歷這樣的悲劇。」曹穎說：「我想給後面拐騙案被害人多一個追討應有權利的選擇。」
她從未想過失敗的事情。在曹穎眼裡，漫長、曲折又痛苦的只是過程，最終，她也能像少女緹縈一樣，贏來屬於自己的勝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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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新京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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