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葉文龍
毛澤東曾說：“在延安，首長才吃得開，許多科學家、文學家都被人看不起。”
1938年，詩人何滿子與志同道合的女學生郭維瓊經武漢到延安。何在陝北公學學習;郭進入安吳堡青年訓練班，兩人保持著親密聯繫。約半年後，何忽然接到郭的來信，說組織上安排她陪同一位老幹部到晉察冀前線。何滿子在名為《跋涉者》的自傳中回憶：“‘陝公’與安吳堡青訓班常有人來往，我得知一些情況，知道我們的關係完了。”
延安中央黨校的女學員們曾約定：不嫁老幹部。但是，在現實面前，很多知識女性卻在知識分子和老幹部之間，面臨兩難抉擇。丁玲在延安《解放日報》發表的“三八節有感”一文中，這樣描述延安女性的尷尬：女同志的結婚永遠使人注意，而不會使人滿意的。……她們被畫家們諷刺：“一個科長也嫁了么?”詩人們也說：“延安只有騎馬的首長，……藝術家在延安是找不到漂亮的情人的。”然而她們也在某種場合聆聽著這樣的訓詞：“他媽的，瞧不起我們老幹部，說是土包子，要不是我們土包子，你想來延安吃小米!”
一位40多歲的江西老紅軍娶了一位城市女生。老紅軍是八路軍120師某旅政治部民運部部長，上前線后，收到女學生情書，最後一句：“我給你一個親愛的吻。”部長持信找到捎信人：“她給我捎了東西，東西在哪裡?”捎信人一臉茫然：“她沒有捎東西啊?”部長指著信：“這不是給我一個親愛的物?這個物在哪裡?”這則笑翻故事很快成為“老紅軍”與“女學生”結合的經典段子。
一位歷經千辛萬苦投奔延安的浙大女生，經“組織介紹”嫁給一位出身佃農的老幹部。最初，革命熱情很高的女生服從組織決定，照例周六回到老幹部窯洞，往往一宿無話。日子一久，女生漸漸厭煩。一次，她邀丈夫月下散步，老幹部說：“月亮有什麼好，圓圓的活像一個燒餅。白天幹了那麼多的工作，晚上在外面亂走有什麼意思?”浙大女生哭腫雙眼，悄然離家，留下一道詩：“嫁得郎君不解情，竟將明月比燒餅;從今不盼禮拜六，春宵枉自值千金。”從此不歸，組織上也無法說服女生。官司打到毛澤東處，毛寫詩回應女生，替老幹部辯護：“春花秋月枉多情，天上人間兩畫餅;寒來花月不能衣，飢時一餅勝千金。”
老幹部窗前選美，24小時閃婚的“革命愛情”，“演出”不斷。林立果未婚妻張寧之父張富華，1929年參加紅軍，時任膠東軍區某團政治部主任。女兵連晨操，軍區司令許世友在窗前問張：“你看上哪一個?”張指著一高個美女：“我要那匹大洋馬!”此女就是張寧母親，膠東文登縣侯家集方圓百里出名的大美人。次日，組織談話，三言兩語，好事就算定下了。第三天晚上，17歲的“大洋馬”背著行軍包進了張主任屋子。一桌花生紅棗、一瓶土燒酒，就算結了婚。“媽媽為逃避包辦婚姻投奔革命，成了共產黨員后，卻又由‘組織包辦’嫁給了比他大16歲的我爸爸。”張寧在回憶錄中說。
延安時期，局勢相對穩定，組織上也鼓勵幹部、官兵積極解決“個人問題”。幹部們當然想找有點氣質的姑娘，而要“有氣質”，自然得上點學、讀點書。米脂乃陝北首富縣，該縣地富女兒絕大多數上學，“該地成為紅軍幹部選妻的重點。軍內稱米脂縣為‘丈人縣’。”
1938年，16歲的何鳴剛入抗大，便成為很多人的追求對象。抗大隊長兼教員聶鳳智最終勝出，因為他不久兼任衛生所所長，與女護士何鳴有更多的“正當接觸”。聶鳳智的表白語：“我是黨員，你也是黨員，雙方都是共產黨員，也都沒有傳染病，雙方自願在一起，誰都不強迫誰。”聶鳳智15歲參軍，聞戰則喜，身上有11個槍眼，負傷八次。何鳴：“他打仗勇敢，這一條就招人喜歡。”1940年元旦，26歲的聶鳳智與18歲的何鳴在晉察冀結婚，抗大教育長羅瑞卿主持婚禮，吃了大白菜豆腐，“搞得還蠻熱鬧”。
女性資源緊缺，男性之間的爭鬥自然就會加劇。蕭軍與蕭紅分手后，與丁玲談過戀愛，后與青年女演員王德芬訂婚，輾轉赴延安。但延安后，大概王德芬又與蕭三粘粘扯扯。一次邊區文協開會，蕭軍、蕭三、艾思奇、吳伯簫等十來人出席，蕭軍從靴中抽出匕首，往桌上一插：“蕭三，我要宰了你!”弄得大家都很害怕，面面相覷。還是老實人艾思奇慢慢說了一句：“蕭軍，你有什麼意見，可以說啊，不能那麼野蠻。”蕭軍才把匕首收起來。
1937年11月底，從蘇聯經迪化(烏魯木齊)到延安的陳雲出任中共中央組織部部長。次年1月，陳雲流鼻血舊疾複發，休養三個月。組織上考慮要派人照料，中組部秘書長鄧潔受命到陝北公學第五隊女生隊去挑人。“經過五隊支部研究，以為最合適的人選，是于若木(於陸華)。因為于若木是中共黨員，而且歷史清楚，政治上可靠。”3月，陳雲、于若木結婚。
1938年，山西汾陽東南一帶，八路軍685團團長楊得志掏出1塊錢請帶路老鄉幫忙買點雞蛋，竟買來20斤。一位當地老鄉替尚未婚娶的楊團長找來一位姑娘，長得俊，還是高小畢業，兩頭都願意，但女方父親要楊團長出100塊錢彩禮，楊最多隻能給幾百斤糧食，人家不干。楊得志后升任344旅代旅長，過汾河前，楊得志還想帶走這位姑娘，“可最後還是沒有帶成，主要還是因為拿不出那100塊錢來。”
1938年，天津女生薛明投奔延安。第一次見面，賀龍便向薛明發出邀請：“我那兒有一個會做天津包子的廚師，今後你可以到我那兒去玩玩，看看這個天津包子像不像。”此後，雖經組織撮合，薛明一直沒動心。她對賀龍真正動心是一次大雨。那次，薛明被派往賀龍駐地彙報學習整風文件心得，彙報結束后賀龍送薛明回住處。恰逢大雨，天黑路滑，薛明一隻腳陷進泥沼，賀龍回頭拉她。她一抬頭，一個大閃電，賀龍穿著長筒皮靴，白襯衣扎進灰褲，腿長步大，雖然年紀較大，她還是覺得他很帥。這次雨夜送行迅速在西北局“傳為佳話”。1942年8月，賀龍娶了比他小20歲的薛明。
1939年10月，經陳賡撮合，41歲的彭德懷與21歲的中組部幹事浦安修結婚，幾位紅三軍團老戰友參加婚禮。滕代遠拿出一月津貼——五元，燉了一盆豬肉，買了花生、紅棗，算是很熱鬧很上檔次的婚禮了。
1939年初秋，前方不少領導幹部陸續回延安，以出席“七大”。鄧小平與卓琳、孔原與許敏同時舉行婚禮，楊家嶺窯洞前擺了一長熘宴席，非常熱鬧，相互勸酒。留蘇生孔原在戰友的連連進攻下喝醉了，昏睡一晚上。鄧小平卻一杯杯與人“干”，神態自若。后被揭底，喝的大多是白開水。
關於江青與毛澤東戀愛的具體經過，據江青透露是毛澤東主動找的她。據江青向美國人維特克介紹，到延安不久，毛澤東曾親自找她出來，送給她一張他將在馬列學院做報告的入場券。她感覺震驚又敬畏，始而謝絕，繼而很快克服了自己的羞怯，接受了邀請。一直跟隨毛澤東身邊的葉子龍回憶，從洛川到延安后，“有一天，江青找到我，把兩張戲票塞到我手裡，說是請主席看戲，要我也去。那時，延安的文化活動很多，經常由部隊和地方的文藝團體演節目，無論官兵一律購票入場，每張票5分錢。我把票交給毛澤東，他真的去看了，是江青主演的平劇《打漁殺家》”。後來，毛澤東在他的住處多次接待過江青。
1937年1月毛澤東隨中央機關進駐延安。江青從魯藝調到中央軍委辦公室工作之前，周六晚上過來，周一早上回去。據警衛員蔣澤民回憶：“江青回來后，對毛澤東比較關心，照顧得也還周到。毛澤東工作累了，放下手中的筆靠在藤椅上休息時，江青立即給毛澤東點支煙，放在他手裡，然後打開留聲機，放一段樂曲。在那動聽的像小河流水一樣清清流放的音樂中，毛澤東很快消除了疲勞，又繼續揮毫疾書。有時候，江青也給毛澤東唱段京戲，她的唱腔不錯，毛澤東微笑著聽著，欣賞著。”“江青初到楊家嶺時，晚飯後經常陪毛澤東散步，我們警衛戰士遠遠跟隨，保衛他們的安全。火紅的晚霞中，蒼茫的暮色下，毛澤東和江青並肩而行，主席身材魁梧，江青窈窕。望著他們緩緩而行的背影，我從心裡祝福他們幸福。”
毛澤東在楊家嶺住過的窯洞。坐北朝南，三孔窯洞圍合成一個小院落。當中一間是起居接待室，兩邊分別是毛澤東、江青的卧室。毛澤東的卧室兼作書房、工作室。
毛澤東與江青的戀情公開后，曾經在長征路上與賀子珍結伴為戰友、當時在馬列學院學習的謝飛後來回憶：“我們馬列學院的學生全都不滿意，氣得直跺腳，這麼個女人!有的公開寫信，有的人秘密寫信，不敢落自己的名字。我寫了三封。大意是這樣的：毛主席，我們希望你不要和江青結婚。賀子珍身體又不好，你們又生過五、六個孩子，老夫老妻了，江青這個人在這裡影響不好，男女都罵她是妖精。”
據楊尚昆晚年回憶：“在延安我覺得毛主席最忌恨洛甫的一件事，就是反對他同江青結婚。我是看到過洛甫寫給毛主席的那封信的，那時毛主席住在鳳凰山底下.他把羅瑞卿抓住寫那個抗日游擊戰爭的政治工作，他把這個信給羅瑞卿看了，羅就給我看了。洛甫那個態度很堅決的，不贊成他同江青結婚。以後不是經常毛主席開會就罵么，說我無非是吃喝嫖賭，孫中山能夠，為什麼我不能夠?我看他最忌恨的是這件事。”
陳雲當時也反對毛澤東與江青的婚事，他曾以中央組織部部長的名義找江青談話，說毛主席有老婆，並未離婚，提請江青注意。江青回去告訴了毛澤東。毛澤東立馬打電話給陳雲，質問道：“你這個組織部長竟然管到我家裡的事情來了?”
1938年11月20日，毛澤東與江青結婚，在鳳凰山窯洞裡外擺席四桌，很普通的幾個菜，一盆大米飯，沒有酒也沒有凳子，客人站著吃飯。毛澤東沒出來，江青出來轉了轉，打打招呼。客人自打飯吃，吃完就走，也不辭行。
來源：博客
from 情系中華 – 澳洲新聞網 http://bit.ly/2MgR72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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