駐華外國記者協會（FCCC）周二（1月29日）發布最新報告說，外國記者2018年在中國的報導環境“顯著惡化”。報告引述大量對駐華記者的採訪，向外界真實展示他們的恐怖經歷，以及中共用來監控外國記者的種種手段和惡行。
FCCC調查報告結果簡述
這份報告是外國記者協會（FCCC）基於對來自31個國家和地區的204名成員的問卷，其中109人給予了回應。受訪記者中，沒有一位認為去年的報導環境有所改善。
FCCC在報告中說，調查結果描述了近年來中國境內報導環境最黑暗的一面。受訪記者透露，中共當局使用監控措施，企圖讓在中國境內和境外的消息人士噤聲。2018年再次發生一位駐華記者因被中共拒絕續簽記者證而被“有效驅逐”的事件。美國新聞網站Buzzfeed的中國分社社長李香梅（Megha Rajagopalan）因對新疆再教育營一事進行了突破性的報導而被“驅逐”出中國。
此外，外國媒體的中國助手和消息人士所受到的中共當局的壓力也越來越大。
調查顯示，55%的受訪記者表示，去年的報導環境惡化，這是自2011年以來最大的比例，當時外國媒體對親民主抗議的報導引發了中共政府的強烈反對。
報告說，外國記者在中國普遍遭到監控和其它形式的干擾。有91%的受訪記者擔心他們手機的安全性；66%為住所和辦公室內的監控而擔憂；48%表示，他們被跟蹤，或者意識到他們所在的旅館房間未經許可便遭到入侵。
“在日常的基礎上，現在的情況比過去20年更糟”，一家美國新聞機構的一位主管說，“在過去，有打壓，但你知道原因，並期望他們結束。而我們現在正在處理的是一個新常態。”
超過一半的受訪者表示，無論是人員監控還是數字監控都對他們的報導帶來了負面影響。此外，儘管中共官方規定允許記者在西藏自治區以外的任何地方旅行，但中共當局已經告訴許多記者，對政府認為敏感的某些領域，例如新疆地區，禁止或限制報導。
報告還提到，中共對新疆人進行大規模的政治“再教育”引起了全球的關注，而到那裡旅行的記者都會被明顯地跟蹤，並被阻擋進入一定的地區，以及被施壓刪除他們報導材料的內容，一些記者甚至被拒絕入住酒店。
報告還說，調查顯示，中共當局通過拒絕給外國記者續發籤證的做法，越來越頻繁地、直接地逼迫他們出境。在2018年，中共政府向一部分但數量不斷增加的記者簽發了短期簽證，顯然是報復令中共政府感到不安的新聞報導。多名記者僅僅獲得了三個月的簽證。其中包括《紐約時報》的一名記者，他在提交申請六周后獲得了有效期僅三個月的記者證。這進一步加劇了FCCC對中共當局正在懲罰性採取此類措施的擔憂。
報告引述美國之音駐中國部首席記者Bill Ide的話說：“這是騷擾”，該部記者Yibing Feng只得到了六個月的簽證而不是通常的一年。
“他們試圖發出一個警訊，但目前還不清楚這個警訊是什麼，因為我們已經多次要求他們具體說明縮短簽證期限的原因，他們沒有給我們任何明確的解釋。” Ide說。
外國記者講述在華報導經歷
FCCC在報告中引述了一些受調查記者的陳述。一位美國記者表示，在報導政府事件期間，酒店房間頻繁“被清潔”，儘管他們掛了請勿打擾的牌子並向酒店經理提出了要求。
澳洲廣播公司（ABC）記者Matthew Carney說：“我目擊到，我的筆記本電腦上的文件被移動，我也實際上看到他們在我的Gmail信箱中打開和關閉文件。事發在凌晨2點。我的住所、辦公室、手機以及所有的通訊應用程序：微信、Gmail、澳洲廣播公司的郵件等都受到非常高級別的監控。”
加拿大《環球郵報》記者Nathan VanderKlippe表示：“在不到1600公里的路途中，我受到至少9輛汽車和20人的跟蹤，大多數人拒絕亮明身份或他們所在的機構。我也受到逮捕威脅，有持槍警察靠近我的車，讓我把雙手放在車外。我曾數次被拘留。一名警察抓住我的相機，強行刪除裡面的照片。”
另一位西方新聞機構的工作人員說：“我們被帶走，並被告知，風太大，不能在高速路上繼續前進，但數百輛汽車正在照常行駛。”
一名歐洲媒體機構的記者表示，10名持槍警察在午夜拜訪其酒店房間，要求獲知其採訪計劃，“並堅持讓我給他們一份我的行程和所計劃的採訪”。
英國廣播公司（BBC）的記者Kathy Long表示，她的手機在兩個不同的場合被干擾，她在電話中聽到自己的通話錄音被回放，而不是與她通話的人的聲音。
《華爾街日報》記者Josh Chin表示，在討論政治敏感議題時，多次發生通話被切斷。
英國《金融時報》記者Yuan Yang說：“警察告訴我，他們知道我正組織的一個社交活動。”
日本通通社的Tomoyuki Tachikawa表示，“當我在微信上通過一個群組和同事們分享政治敏感信息時，微信簡訊有時神秘地從我的手機上消失。”
FCCC在報告中說，監控範圍的擴大意味著記者在個人生活中受到恐嚇，無法聯繫消息人士，甚至在一些地區根本無法進行報導。
澳洲廣播電台的Bill Birtles說：“我們（三人組成的電視工作組）前往河北文安縣進行有關塑料回收的報導，半個小時內就有一名地方官員和一些保安人員及其他幾名便衣男子向我們迎面開來。這名地方官告訴我們說，他們尋遍整個縣找我們，後來借助監控攝像頭知道我們的位置。” Birtles透露，這些人要確保將他們趕出該縣，使他們不能進行報導。
法新社的Becky Davis說，他們的大部分報導旅行都要在有可能被阻止或被拘留之前獲得盡可能多的信息。“為了避免完全空手而歸，我們有可能會安排些更加容易的、敏感性不那麼強的話題先做。”
Davis還說，一次在去寧夏的路上，因擔心消息泄漏給採訪對象帶來麻煩，她不得不徹底放棄了一個選題。
一家美國新聞機構駐華分社的社長表示，“有多次在處理敏感報導時，我到辦公室，電腦根本不啟動，我的記者在做一位人權律師的審判報導時電腦也出現問題。”
報告說，調查發現，當局已經採用大量手段監控和阻撓新疆的報導。例如，在喀什市，產經新聞駐華分社社長Kinya Fujimoto被三家通常接待外國客人的旅館拒絕入住。他最後不得不在一家卡拉OK廳容身，直到警察來直接把他帶到警察指定的旅館。
圖為新疆地區嚴密的監控。
FCCC的調查中，有26名受訪記者表示至少有一次前往新疆進行採訪。這26名記者中，96%表示明顯被跟蹤過，79%被要求或強迫刪除數據，63%發現他們的採訪明顯被監控，58%被扣押或有同事被扣押，58%被禁止進入公共領域。
此外，10位記者說他們的採訪活動被打斷；7人被拒絕入住酒店；3人的設備被沒收或毀壞；2人目擊酒店房間在沒有得到允許的情況下被人“入侵”。
一家西方新聞機構的記者說：“在兩次去新疆的旅行中，我的同事和我無論走到哪兒，都有至少一輛汽車跟著。而在一定地點，人數還會成倍增加，除當地宣傳部門的工作人員外，還包括便衣警察、穿制服的警察和防暴警察。他們阻止我們走得更遠，並禁止我們拍照或攝像，以及堅持要查看我們的攝像，要求我們刪除他們認為不可接受的任何內容。”
這位記者還說，在喀什，他們預訂了兩家不同旅店的客房，並收到了預訂確認，但在他們到達后，拿出護照，卻被以各種理由告知房間已滿。當被追問后，一位旅店經理膽怯地承認，他剛接到當局的電話，要求他拒絕他們的住宿。“當我們最終住入旅館后，警察和宣傳人員出現在旅館的大廳內‘歡迎’我們到這個地區。第二天早晨，我們看見一名警察穿著旅館人員的制服，站在服務前台。當我們認出他的時候，他顯然覺得很尷尬。”這位記者說。
FCCC主席薩貝格（Hanna Sahlberg）在報告中表示：“在中國的（外國）記者在2018年的經歷表明，（中共）當局在使用監控方面正變得越來越詭辯。更廣泛的監控和對消息人士的壓力，讓記者們甚至無法抵達新聞現場。”
中國報導環境持續惡化
薩貝格認為，這種報導環境所將帶來的一個風險是，連外國媒體有時也不得不迴避報導某些被認為是過於“麻煩”或代價太高的事件。而這些趨勢正與FCCC希望外國媒體在中國真正能夠獲得開放的報導環境、覆蓋中國新聞的願望相悖。
英國《金融時報》北京分社社長Tom Mitchell說：“整體（報導）氣候持續惡化，到了我們真的擔心聯繫人和研究人員安全的程度。”“這是自我2000年在中國或香港擔任記者的這些年來，迄今為止最糟糕的時候。”
一家法國媒體說，中共駐巴黎大使館“建議”該媒體不要申請去中國的簽證，因為他們做了有關中共對非洲聯盟總部進行間諜行為的報導。“這使得我們‘不受歡迎’”，這家媒體說。
法國《世界報》（Le Monde）去年1月份曾發布一項調查指出，由中國公司建造的位於衣索比亞的非洲聯盟（AU）總部的機密數據每晚都被發往上海，持續了五年之久。中共被指是幕後操手。
來源：大紀元記者張婷報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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