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習近平權術史》作者 孫大駱，文章內容只代表作者個人觀點。
今天，國家監察委終於公布武漢李文亮醫師事件的調查結果。這個調查報告含糊其辭，仔細研究卻發現報告的真實語義。這就是，武漢公安局是依據傳染病防治法和治安管理法及武漢市衛健委的情況通報傳喚李文亮的。也就是說，公安局的做法是合法的。因為武漢市衛健委在12月30日下發於系統內部是《關於報送不明原因肺炎救治情況的緊急通報》。就是說這次是不明原因的肺炎並不是傳染病更不是非典。而李文亮在當天晚上在微信群中轉發的卻是「確診了7例SAQS並已經隔離」及「冠狀病毒感染定了」等信息。
儘管事後證明李文亮說的病癥是對的，但是當時武漢政府卻沒有這樣進行傳染病病理學的定性。而按照傳染病法和治安管理法，李文亮當然就觸犯了相關的法律即散布傳染病虛假信息擾亂社會秩序，對於他的傳喚和訓誡就是自然的了。（當時的武漢政府是非常忌諱傳染病的傳言的）
所以，這個調查報告並沒有明確指出公安局的做法是違法的，只是說出具訓誡書不當，執法程序不規範而已。就是說，潛台詞是認為傳喚李文亮是合法的，李文亮在當時的法律法規環境下是有違法嫌疑和行為的，只是處理的方式不當不規範而已。這是派出所在工作程序的技術失誤但在大方向上是正確的。（這個調查報告具有很圓滑政治藝術性，即不否定公安局又不否定李文亮，雙方都對也都錯。）
不過這個調查報告卻在無意中爆料出這次疫情之所以延誤的驚天秘密。（筆者在2月10日就看出來這個秘密並立刻寫一篇《殺高福以謝天下》文章投稿于香港某著名的政論雜誌）
官宣中國疾控中心主任落馬後，官媒接連回應。（圖片來源：視頻截圖）
這就是，從12月30日到1月20日這21天之間，從中央到湖北和武漢政府，對於這個疫情都是按照「不明原因肺炎」這個醫學病理學定性處理而不是按照傳染病疫情來定性處理的。所以疫情延誤的根本原因就在於這是個普通病理學性質的疫情而不是傳染病性質的疫情。顯然，這是一個醫學性質的技術失誤而不是高層領導主觀故意隱瞞失誤，更不是政治的失誤。當然，這樣醫學技術性質的失誤也就和最高領導人純粹的政治家習近平本人沒有什麼直接的關係。
具體的說，當時的武漢和湖北馬上就把這個疫情報到國家疾控中心。國家疾控中心的專家和高福立刻來到武漢實際調查，在高福的主持下一致認為這個疫情只是普通疫情（大概認為和普通流感差不多吧）根本不具備傳染病的甲乙丙標準的任何一個標準。所以高福就以國家疾控中心專家的名義把這個疫情報告（重點結論是，非傳染病，可防可控，人不傳人）送給國家衛健委，國家衛健委就把報告按照程序呈給國務院辦公廳。國務院秘書長肖捷又呈給主管文教衛生工作的副總理孫春蘭，孫春蘭又呈給分管文教衛生工作的常務副總理韓正。韓正只是一個行政幹部根本不懂如此專業的醫學問題，他只能被疾控中心的專家們牽著鼻子走。所以他就在報告上批示，同意在疾控中心專家的意見框架下處理這次疫情，即可防可控，人不傳人。即要密切觀察疫情的發展做好不明肺炎的救治工作又要不能影響武漢的經濟發展和社會的穩定及節日的祥和。
韓正同時把他批示的文件按照程序呈給習近平李克強等所有常委。習近平等常委當然就更不懂如此專業的醫學病理問題了，也當然就會在這個文件上依次圈閱表示知道了而已。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韓正（AFP）
這個定性的文件又層層下放到湖北省和武漢市，地方政府當然就會按照非傳染病的疫情來對待處理了。這就是，「可防可控，人不傳人」。同時把重點放在了文件批示的「又要不能影響武漢經濟發展和社會穩定及節日的祥和」上面來。
這就導致了武漢市政府不但沒有採取措施控制疫情反而還千方百計隱瞞打壓疫情的傳播者，同時還大張旗鼓的搞什麼百家宴什麼大型節日匯演等等反向行動。
武漢市長周先旺在中央電視台採訪中說的明明白白，1月20日國務院把疫情定義為傳染病之後，武漢市政府的工作就主動多了。他的潛台詞是，國務院不定義為傳染病，你叫武漢市政府怎麼開展防控工作？因為政府進行防控傳染病工作是需要在暴力的支持下強制性進行的。在沒有國務院定義傳染病的情況下武漢市政府當然就即不能防也不能控了。它沒有這個權力和法律授權啊。（當然，在背後有人授意他故意這麼說的，即把矛頭指向國務院，否則除非他瘋了。要知道，是王滬寧黃坤明在控制這個重要節目。）
所以，李文亮調查報告和武漢市長的甩鍋及韓正沒有進入中央疫情領導小組加上他長時間不露面這四個細節就足以證明以上的推論是合符事實邏輯的。
一句話，這次疫情延誤的根本原因就在於國家疾控中心及高福對於疫情的誤判！
高福是這次國難最大的罪人！(高福在1月23日之後就靠邊站在了。紀委抓了他但是為了大局又暫時放了。）
其次是湖北省和武漢市政府。因為在12月30日到1月20日，明顯的出現人傳人甚至是原子彈式的爆發了。可是武漢政府卻不但不加以密切觀察跟蹤反而還故意隱瞞打壓人傳人的事實，同時對中央進行信息封鎖和隱瞞。當然這是蔣超良和馬國強拍板的結果。
在其次是國家衛健委主任馬曉偉重用高福這樣的獸醫，屬於用人失察。
在其次是孫春蘭和韓正，屬於偏聽偏信專家的一面之詞沒有深入廣泛調查了解各方面的專家和武漢醫院臨床醫師的意見而主觀臆斷拍板同意下面的建議。
還有1月3日對於美國的疫情通報也是普通疫情的通報而不是傳染病級別的通報，否則美國的媒體早就爆出來了。
另外，習近平理直氣壯的對全世界宣布，我親自領導親自指揮抗擊疫情工作，主要是指從1月20日國務院宣布是乙級傳染病那天開始的而不是從1月初開始的。也不是從1月7日政治局常委會那天開始的。在1月7日的常委會上，習近平可能也是按照「不明肺炎非傳染病，可防可控，人不傳染人」這個醫學定義的框架來要求疫情工作的。如果他是按照傳染病的標準要求的話，韓正孫春蘭是絕對不敢向湖北武漢隱瞞習近平的最高指示，湖北武漢也絕對不敢抵制違抗習近平的最高指示的。武漢的抗擊傳染病戰役也就從1月7日開始了。習近平如果故意隱瞞延誤疫情的話是不會理直氣壯的對全世界說這樣的話。因為他可以瞞過全世界卻瞞不了黨內高層的。另外海外說習近平開始就知道病毒真相他是故意隱瞞延誤，這個說法就是明顯的違反了人類所有的常識和所有的邏輯了。難道他和七常委願意看到自己費盡心機維持的世界第二大政治經濟家產和政權被病毒摧毀嗎？
其實，對於疫情延誤的真相高層知道的一清二楚只是不能公開。但是在高層內部會總結經驗教訓的。
最後的結論是——
疫情延誤的最根本的原因還是體制的問題。比如，對上面負責，報喜不報憂，專家成為御用專家（如無恥的胡鞍鋼金燦榮金一南戴旭張招忠，）高層只是相信傾聽體制內的聲音，高層過於迷信專家從來不徵求基層特別是體制外的建議，地方幹部官僚主義嚴重，過於服從上面的指示規定不敢發揮自己的主觀能動性，沒有言論自由反而打壓體制外的不同聲音，缺少體制外的媒體監督，地方害怕擔責任故意隱瞞真相，地方缺乏應變能力，從上到下機制僵化反應緩慢一切看高層的腹意行事，一黨絕對執政等等。
所以體制問題不解決，類似的失誤還會發生的。還是毛澤東說的好，路線問題決定一切。路線對了要人有人要槍有槍，路線錯了，一切皆失。
《習近平權術史》作者 孫大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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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線就是大戰略就是大方向。戰略錯了，戰術上取得多少成功最後也是歸於零的。拿破崙希特勒東條英機蔣介石斯大林毛澤東的最後結果已經證明了這個政治物理定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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