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漢商人的資本，以及豐裕之人的產業，都一概被沒收，已經完全實行共產”，“漢口方面將孔子塑像抬上遊街，橫加侮辱，顯然是毀滅中國文化。我即不與漢口往來，只與南京合作。”
閻錫山對蔣介石南京政府極表讚同，而對當時以汪精衛為首的武漢政府則極為鄙夷，他認為，“武漢不倒，南京必失敗，時期愈延長，愈危險，武漢倒后，中國之軍閥，必不足以為國民黨之敵手也，應排除一切，專對武漢。”
閻錫山所以對寧漢兩個政府持這樣截然相反的態度，這從他對武漢政府派來的代表孔庚于6月17日抵達太原后的談話中，可以清楚地說明其原因，閻錫山對孔庚說：
“南京是國民黨的政府，蔣總司令是總理的信徒，是革命的。武漢是共產黨的政府。山西人已害怕，已決定約蔣總司令動員北伐，拒受漢口政府之命令”。
“武漢有一個鮑羅廷，是第三國際派來的，武漢政府完全為他所把持，一切事情非得他的許可，不能有所作為。武漢商人的資本，以及豐裕之人的產業，都一概被沒收，已經完全實行共產。”“漢口方面將孔子塑像抬上遊街，橫加侮辱，顯然是毀滅中國文化。我即不與漢口往來，只與南京合作。”
這也是閻錫山何以不接受武漢政府于3月11日任他為國民革命軍北方總司令一職的原因。而在此期間，由於奉軍在津浦一線作戰失利后，準備向南京政府妥協，其中奉方只提出兩個條件，即“一、廢除共黨。二、與俄脫離關係，如寧方能行二條件，津浦戰事立即停止。”
在閻錫山看來，既然南京政府是堅決的，蔣介石是“革命”的，而奉方又把廢除共黨作為了與寧方合作的條件，那麼，與蔣介石合作既可遂其志，又不會招致奉方的報復，於是，他不久便通令全省易幟，並毅然就任國民革命軍北方總司令，並與蔣介石攜手合作。
從閻錫山這種選擇上，可以清楚，他的易幟和後來討奉北伐的目的之一，是想要通過經蔣介石領導的北伐，消滅、撲滅共產黨工農群眾運動，以及北洋軍閥等地方勢力。“4?12”清黨后，閻錫山曾多次向蔣介石提議“聯奉討共”，並勸促奉方與南京政府合作，“組織討共大同盟”。
中共在山西的第一個組織——太原支部，是高君宇受北京區執行委員會委員長李大釗委派，于1924年5月成立的。由張叔平、傅懋恭、紀廷梓組成支部幹事會，張叔平任書記。閻錫山對於黨派活動雖然一直限制較嚴，“4?12”清黨后，閻錫山也在山西“清黨”。
在“清黨”中，閻錫山提出了“清其法”重於“清其人”的做法。他說：“惟自本黨容共以來，共產黨之革命方法，公然侵入本黨者不少。喊叫的口號，實施的行為，多陷於共產化。劃分階級，挑撥爭鬥，誠認為招兵良法。本黨黨員不知不覺中，亦仿效之。此實本黨之大危險。亦民族殘殺之弊端。今日清黨，實為本黨之緊要工作。”
對於馬克思“按需分配”的理論，閻錫山也大加否定。他認為“就事實言，勞動者對其所生之產，無享有權，只能享受，勞動與享有分離，‘分配既不公道’，即‘不合乎人情’。生產的勞動為痛苦的，若成為強迫之被動的勞動，人必怠于勞動，則不‘適於生產’，其弊一”；“人之智，愚、巧、拙各不相同，乃使其獲得同等的享受，不足以激勵勞動創造，其弊二”；“親人之父母，不若親己父母，愛人之兒女，不若愛己之兒女，終老長幼之責，不能付之直系親屬，而付之政治，有老困於終，幼困於長之慮，其弊三”。因此，閻錫山認為“按需分配”不合乎“公道”，不合乎“人情”。
來源：KZ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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