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者/主持人：韓梅
來源:希望之聲 （記者韓梅綜合報導）繼梵蒂岡器官峰會之後，國際肝病研究協會官方期刊《Liver international》（《國際肝雜誌》）「下架」兩名中國器官移植專家的論文並終身禁止二人稿件的消息，又引發外界對中共器官移植黑幕的關注。已多次公開漂白中共活摘罪行的中共前衛生部副部長黃潔夫昨天（2月12日）再就此事件發聲。
黃潔夫昨天在接受大陸媒體採訪時表示，支持《Liver international》期刊撤掉鄭樹森、嚴盛兩人的論文，因為這篇論文引用的數據失實，「2011至2014年我們公民捐獻的肝臟器官是1910例，浙一醫院是166例，文章中說進行了564例，那肯定是不對的」。
中國工程院院士、浙江大學第一附屬醫院院長鄭樹森和該院肝膽胰外科主任醫師嚴盛去年10月在《Liver international》網站發表的論文中提到：浙一醫院在2010年4月到2014年10月間共做了564例肝臟移植手術，這些器官全部來自心臟死亡的器官捐獻者，「沒有使用來自死刑犯的器官」。但這一說法受到學界質疑。如果論文數據屬實，浙一移植的肝臟器官將是官方數據的近3.4倍。澳大利亞麥考利大學（Macquarie University）臨床倫理學教授羅傑斯（Wendy Rogers）及同事1月30日聯名致信《Liver international》，指論文「缺乏可信證據來證明器官來源符合道德倫理」。《Liver international》因此要求論文作者提供器官來源的進一步證據，並要求作者所在機構提供官方文件，但直到2月3日的截止期限過後都沒有得到答覆。該期刊不僅撤下了這篇論文，並且宣布終身禁止鄭、嚴二人投稿。
鄭樹森是國際肝移植協會（ILTS）組織委員會中國大陸唯一委員、國際肝膽胰協會委員。嚴盛也擁有不少頭銜。這兩個人在國際權威雜誌發表文章後竟然拿不出證據支持自己的論文，有評論認為，唯一合理的解釋是這種證據及文件根本不存在。這564例被移植的器官來源無法解釋。
器官移植數量：40例 VS 6萬例
外界早就發現，中共官方承認的器官來源與中國醫院進行的器官移植手術在數量上存在巨大差異。
據中共官方數據，2003年「公民逝世後器官捐獻」數字為零；2012年也僅達到每百萬人中有0.03人捐獻器官，按13億人口計算不足40例。
而據加拿大人權律師大衛?麥塔斯（David Matas）、加拿大前亞太司司長大衛?喬高（David Kilgour）和美國記者伊森?葛特曼（Ethan Gutmann）三人2016年在歐洲議會的陳述，從中共官方的醫學期刊及媒體報道中追查，2000年以來，中國每年器官移植手術的實際數字在6萬至10萬例之間。
與每年有40例器官捐獻相對照的，是國內每年有多達30萬病患在等待器官移植。然而，在器官如此供不應求的情況下，黃潔夫卻在2014年跑到台灣推銷「兩岸器官移植平台」，希望把中國大陸器官「出口」到台灣，2015年又公開向媒體表示，中國器官移植的費用「跟世界相比是最便宜、最可及的，而且是高質量的」 ，希望把器官移植推向世界。中共「外銷」器官的能力從何而來呢？
在由加拿大華裔導演李雲翔歷時8年拍攝的、2014年獲美國廣電媒體界最高榮譽–皮博迪獎（Peabody Award）的紀錄片《活摘：中國的非法器官交易》（下稱《活摘》）中，3位曾前往大陸進行器官移植的台灣患者回憶說，他們被大陸醫院告知可以隨時提供任何血型的任何器官，入院後，「我記得我們住的那層都是移植病房，又有的病房住十幾個人，到底怎麼會有那麼多的器官？」
除了自願捐獻，又有多少器官來自死刑犯呢？雖然中共拒絕公布每年被執行死刑的人數，但反強摘器官醫生組織（DAFOH）歐洲發言人、德國醫學教授李會革根據相關數據分析，在2004年一年中大約有4000人被執行死刑。這與人權組織給出的中共每年處決約二三千人相差不大。再考慮到非親源的器官配型成功率僅有5%左右，李會革教授認為，有70%的器官來源無法說明。
等待期 ：一周 VS 十年
除了「多」之外，中國器官移植還有一個賣點–「快」。從醫學角度看，由於人體自身對外來器官的排斥效應，平均500個人中才有可能找到一個適合做移植的器官，而器官必須在24小時左右移植到另一人體內才能繼續存活。在美國，腎臟移植的平均等待期是3-5年，肝臟約半年；在台灣，等待一個腎臟平均需要十年，其他器官從4年到7年都有可能；但在中國，只要2到3周就可以換到合適的器官。天津器官移植中心在2007年前後曾是中國最大對海內外病人做器官移植的醫院，當時為招攬國際富豪到天津做移植手術，他們在網站上公開承諾「一周被保證找到匹配的器官」。
大衛?麥塔斯、大衛?喬高和伊森?葛特曼去年向歐洲議會提交了題為《血腥的器官摘取/大屠殺：更新版》（Bloody Harvest/The Slaughter: An Update）的研究報告。已參與調查超過10年並曾因此接到中共恐嚇電話的麥塔斯說：「這個更新版調查報告的最終結論是，中共令整個國家參與到大規模謀殺之中，而受害者主要是無辜的法輪功學員，但也有維吾爾族人、藏族人以及家庭教會成員，中共這樣做的目的是獲得用於移植的器官。」
麥塔斯去年年底在加拿大接受訪問時說，在調查中，「沒有一個案子是不震撼我的，這畢竟是為了器官去殺人的事。其中有一件引起我注意的事就是驗血和器官檢查……，我每到一個地方，向這些從監獄逃出來的人了解情況的時候，他們都說『法輪功』的人是會被檢查器官、驗血的，不是『法輪功』的人，就不會被這樣對待。」
「我想，這麼做肯定不是為了健康目的，因為他們還是要被嚴刑拷打的。但是，這麼做卻是非常必要的，因為要移植器官的話，不僅必須要血液配型，還要確保器官健康，確保臟器大小合適，還要最理想的生理組織之間能夠配型。所以十分明顯，他們被做的檢查，都是為了準備做器官移植用的。」
事實上，黃潔夫本人在2015年做客《鳳凰衛視》時曾露口風，承認中國存在骯髒的人體器官移植利益鏈，周永康落馬才打破這種利益鏈。他說：「太清楚了，大老虎這個知道，周永康是大老虎，周永康是我們政法委書記，是這個原來的政治局常委，這個大家都知道的。這個報紙天天在這講他的背景的。那這個死囚器官的來源在哪裡，這不是很清晰了嗎？」
實證分析人士陳思敏說：其實這話已經說得相當白了，周永康被國際媒體天天講的背景，就是江澤民迫害法輪功的幫凶，「死囚器官」的真正來源是法輪功學員。
去年8月北戴河會議前夕，百度突然解禁英文關鍵字「活摘器官」、「法輪大法」。搜索出來的鏈接都是揭露中共江澤民集團強摘法輪功學員器官的報道。分析認為，這是習近平在與江澤民搏擊白熱化之時，打擊江氏死穴的手法。但也從側面證實了中共活摘法輪功學員器官確有其事。
美國國會眾議院2016年6月13日一致通過了343號決議案，要求中共立即停止針對法輪功學員等良心犯的「強摘器官」行為。343號決議案獲得185位國會議員的聯署。
就在上周的梵蒂岡器官峰會上，以色列移植協會主席拉夫（Jacob Lavee）提出，世衛應允許在中國進行突擊檢查和訪問捐贈者的親屬。他說：「只要不對已發生的事情擔責，就沒法保證道德上的改革。
《活摘》中，前中國新疆外科醫生托蒂（Enver Tohti）發表了自己多年前被迫參與活體摘除的回憶：手術前他聽到外面傳出槍響、人倒地聲，不久就有人被送進病房準備取出器官，但他只是中槍而已，並沒有死亡，「當我切開他的組織，血還在往外涌…這個人還活著！」事後他被告誡：今晚什麼都沒發生過。但這件事卻在他心中留下一輩子的陰影，直到逃至英國多年後才有勇氣說出來。
黃潔夫與鄭樹森 深陷活摘罪行
「清算江澤民迫害法輪大法國際組織」2015年就黃潔夫涉活摘器官罪行發出公告指，1999年7月江氏集團迫害法輪功時，當時時任廣州中山醫科大學校長、黨委書記的黃潔夫在校園內緊跟江氏迫害政策，積極展開反法輪功各種宣傳活動，受到江系賞識並委以要職。黃潔夫被中共江澤民派系提拔為衛生部副部長期間（2001年10月至2013年3月），正是中共活摘法輪功學員器官呈直線發展至最高峰、最猖獗的12年。
公告列舉他三大罪狀：一、在全國組織、推廣把七百多家醫院納入「活摘器官」的屠殺場；二、黃潔夫是活摘法輪功學員器官的頭號劊子手，報告認為，在無任何捐獻的2012年前，就按黃潔夫說的每年五百例肝移植手術匡算，至少有數千人被活摘慘死在其刀下，並且所有這些器官幾乎全部取自於法輪功學員；三、對海內外欺騙再欺騙，掩蓋再掩蓋，隱瞞中共活摘法輪功學員器官的罪惡黑幕。
至於鄭樹森，早在2014年就被海外中文媒體爆出擁有不搭界的政治身份，既是做了超過1,850例肝移植的換肝大戶，又涉嫌嚴重參與迫害法輪功，是中共煽動仇視法輪功宣傳機構的一名官員。因涉嫌大規模殺人取器官，犯下群體滅絕罪，已被列入總部設在美國的國際人權機構「追查迫害法輪功國際組織」的追查名單。
針對《Liver international》撤稿事件，時政評論人士夏小強認為，黃潔夫是「被迫拋出了」鄭樹森，既是「一種無奈的轉移視線之舉」，也可以看出「參與活摘的兇手的可悲」。
「多年來黃潔夫一直在改變說辭，從開始不承認使用死刑犯器官到後來的被迫承認，直到現在承認數據造假，表面上給外界一個似乎公正的假象，其實這樣的退守，都是在死守和迴避活摘法輪功學員器官的這個底線」。
（轉載請註明希望之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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