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源：正見新聞網 作者名: 五千年輝煌神傳文化之千古英雄人物研究組
拖垮國軍
對日抗戰結束時，中共有一百二十萬正規軍，中共控制區人口達到一億多，力量已經超過民國以來任何一個軍閥了。林彪率軍開入東北，蘇聯便開始向中共軍隊輸血，大量轉交軍需物資和軍火，中共約十萬部隊從陝北來到東北，僅僅一年擴充為四十萬大軍。此消彼長，蘇聯給共軍輸血，美國卻在關鍵時刻釜底抽薪。
歷史學家錢穆認為，美國人造成了中國的共產化：「抑且在當時之西方人，終亦以中國之共產化不失為西化之一端，乃從旁贊助，美國人即為其最顯著之一例。蘇俄勢力自西方再度東侵，外蒙古自主獨立，關外三省乃及朝鮮半島之北部，全歸蘇俄勢力範圍，此皆出美國人主張。當時美國人雖與中華民國同抗日本，但一則中國兵力弱，不如蘇俄之可恃。再則中國究是東方黃種人，與蘇俄之同為西方白種人者究有別。美國人不惜用大力引進蘇俄，使得重返東方，史跡鮮明，盡人可知。民主政治與極權政治，資本主義與共產主義，以民族血統之更大分別言，實為一小分別。而黃色人種與白色人種之相異，則為一大分別。此以近代美國人心理言，已有顯證。」（錢穆《國史新論》）
馬歇爾在「調停」期間對國民政府實行武器禁運和停止財經援助；在軍事上讓國軍束手束腳，使之被動挨打；在輿論上打壓國民政府，讓其失去人心。
中共的將領乘坐美國飛機離開延安，搶佔軍事要地。賀龍說：「現在我們能坐美國飛機到處跑，延安的書報由美國的飛機往各地運送。」
一九四七年六月二十二日，毛澤東發表了《關於反對美國軍事援蔣法案的聲明》，「堅決要求美國立即停止與收回對華的一切所謂軍事援助和立即撤回在華的美國軍隊」。
一九四七年七月，馬歇爾送給中共又一個大禮，他促成美國對華軍火禁運，切斷國民政府的軍火來源，甚至已付款的貨物也遭到扣押，其手段之惡劣蠻橫令人震驚。持續一年的軍售禁令給國軍造成沉重打擊。而中共有蘇聯支持，不怕美國禁令，開始反敗為勝。接下去的三年，中共逐漸取得優勢，最終奪取大陸。
中共（東北野戰軍）在九七式中戰車的掩護下進攻瀋陽沿線。（維基百科公有領域）
新六軍軍長廖耀湘告訴魏德邁軍火禁運帶來的嚴重後果：「新六軍在東北消耗很大，又不能休整補充，完全被拖垮了；自動武器大都磨損太厲害，衝鋒槍有好多已不能連發。自動武器和迫擊炮沒有充足的彈藥補給，尤以炮彈奇缺；汽車和其它特種車輛都已到報廢年齡；新六軍戰鬥力趕不上當年的三分之一，官兵素質減低，士氣戰志都低。」
禁運結束，華北剿匪總司令部總司令傅作義打開姍姍來遲的美國軍火箱時，發現數量不及批准的十分之一，而且多數器材殘缺不全，有炮無架，有槍無膛，形同廢鐵。
一九五二年，蔣介石在國民黨七全會上總結戡亂失敗說：「民國三十五年的前期，我們剿匪軍事是無往不利的。……而軍事調處的三人小組每在我國軍進展之處，總是提出嚴重的抗議，妨礙阻制，無所不至。因之，每逢我國軍前進一步，便要受到一步阻撓，真使我國軍束手挨打，不能不使之功虧一簣。」（《俄蒙滿陸台格局成因》，一九五二）
一九四九年，國民政府處於危難之秋，美國發表《中美關係白皮書》，強調美國在國共內戰中沒有責任，拋棄國民政府。之後大陸軍心崩潰，兵敗如山倒。國民政府視白皮書為落井下石，「若美國以白皮書為中美友好結局的一個檔，則在我們節節失敗的過程中，予我們精神上以極大的打擊，這白皮書對我們中國，等於落井下石。我認為美國不應該以落井下石的意義結束中美友好的關係；我們希望白皮書不是已過中美友好之果，而是此後中美共同反共之因。」 （閻錫山，《中華民國三十八年八月十日在反侵略大同盟常委會之講詞》）
放任中國赤化，而造成朝鮮戰爭與解除麥克阿瑟的職務，使杜魯門不得人心。根據蓋洛普民意調查，杜魯門在一九五二年二月的支持率為百分之二十二，是有史以來在任美國總統的最低支持率。（Job Performance Ratings for President Truman, Public Opinion Archives, Roper Center, 2010）一九五二年，共和黨的艾森豪威爾憑藉反對杜魯門運動與標語「韓國！共產主義！貪污！」入主白宮，結束民主黨長達二十年執政，杜魯門下台。
三、共禍蔓延
破壞鄉紳制度
「農村包圍城市」在蔣介石眼中是中國舊有的流寇觀念，中共通過製造仇恨，破壞家庭而壯大自己的軍隊。「但是共匪學會俄國式的武裝暴動方法之外，還採取中國舊時流寇式的暴動方法，『以農村包圍城市』的觀念在中共匪徒中漸次抬頭，而流寇式的方法乃亦成為共匪暴動的主要路線了。」 （《蘇俄在中國》）
「不過中國農村是以家族為其基本組織之自治團體。同姓的家族以血統為其紐帶，異姓的家族以婚姻互相聯繫，即使地主與佃農之間，世代相處，亦是守望相助，有其濃厚的感情。因之中共匪徒要在我們這和平的農村中製造鬥爭，發起暴動，若單是宣傳煽動的一套方法，乃是不能發生效力的，所以他們特別要採取打家、劫舍、綁票、撕票，與洗村、裹脅的流寇方式。他們在鄉村中更要利用地痞流氓來做他的工具，使他們屠洗地主富農，殺害兒童，蹂躪婦女，逼迫受刑者自掘墳坑來活埋自己，以及實施其灌水、炙火、輪姦、剖腹等等殘忍的暴行。就是這樣，他們在群眾中造成了恐怖的環境，而其在地主與佃戶間，更製造其仇恨的心理。並在他們放火焚燒地主富農的家宅時，一面引起貧民的搶劫，製造貧富間的鬥爭；同時一面又延燒貧民的家宅，強逼他們離鄉別井，跟著其匪軍一同走上流寇之路。」 （《蘇俄在中國》）
「尤其是他們要在農村家庭間，煽起其家人骨肉之間的鬥爭，使他的黨團在群眾中得以發展組織，而確立其控制。所以對其青年兩性生活的放蕩，特別鼓勵；所謂打倒廉恥、撲滅道德的口號，更是共匪誘惑他們破壞家庭，毀滅倫理，而甘受匪黨役使的唯一方法。」（《蘇俄在中國》）
中共軍隊是「黨指揮槍」，從起家開始，就具有共產黨濫殺無辜和搶劫富人財產的邪惡天性。許克祥是早期與共軍交手的國軍將領之一，他回憶「筆者個人雖早有鏟共的決心（筆者當時任團長），伹對於大多數人的心理還沒有十分了解；且共黨喊著『解放農工』、『替農工謀利益』等等騙人的口號，究竟農工分子的反應怎樣？我急須尋求明白。所以我從民國十六年二三月間起，常利用各種人事關係，於治軍之餘，向社會作民眾心理測驗的工作。有一天，我乘便到一個原來很熟的農人張春生的家裡去談天。」
「我問：『老張，你的東家對你怎樣？現在湖南各鄉村農民協會都成立了，要向你的東家清算，把他的田分給你們，還要把他掃地出門，活活地餓死，你的感想怎樣？』張春生遲疑了多時，將我引入他的內房，才低聲對我說：『我與我的東家相處幾十年，素來相安無事，如今農民協會的一班地痞流氓橫行無忌，只有他們的世界，要我發動向地主清算，把他活活地餓死，未免太殘酷了！我不能做，中國固有道德是講人道的，農人要吃飯，地主也應該使他有生路。我們做佃農的只要勤儉，將來都有做地主的日子，共產黨這種流血的土地改革，我們農人是絕對不同意的。現在正是春耕時候，田間工作忙得很，偏要在這個時候成立什麼農民協會和赤衛隊，整天整晚叫我們農人去開會，不到會或到會稍遲一點的，就誣為反動派，要受處罰，甚至於挨打和罰跪，共產黨這種作法，實在大多數農民的內心厭惡極了！但現在的政權被他們所竊據，我們被他們所脅迫，真是莫可如何，希望你們軍人設法解救我們啊！』」（《馬日事變回憶錄》）
大陸出的《蘇區肅反大紀實》記述夏曦在湘鄂西蘇區第四次肅反將一批紅軍開除軍籍，但這些紅軍苦苦哀求不要趕他們走，因為他們是「打土豪、分田地參加革命的貧苦農民，有家不能歸，不跟共產黨走只有死路一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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