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聊的日子，碼碼字: 宋永毅 | 習近平的個人崇拜：為什麼一個平庸之才可以登峰造極？

2022年10月12日星期三

宋永毅 | 習近平的個人崇拜：為什麼一個平庸之才可以登峰造極？

轉自：新世紀，文章內容並不代表本網立場和觀點。

華夏文摘發表于 2022 年 10 月 10 日由 lixindai

鑒於毛澤東在文革中大搞個人崇拜的慘痛教訓，中共在文革結束后、特別是十一屆三中全會後，也曾經痛定思痛，制定和發表了一系列的政策文件、甚至在黨章中都寫上了反對個人崇拜的章節。例如，一九八一年六月二十七日中國共產黨第十一屆中央委員會第六次全體會議一致通過的《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中有整整七個章節論述了反對個人崇拜。在此前後，中國共產黨第十一屆中央委員會第五次全體會議還通過了《關於黨內政治生活的若干準則》（1980年3月15日）和頒布了《關於堅持”少宣傳個人”的幾個問題的指示》（1980年7月30日）。在中共第十二次全國代表大會一九八二年九月六日通過的中共的新黨章里，第一次寫上了”黨禁止任何形式的個人崇拜。要保證黨的領導人的活動處於黨和人民的監督之下，同時維護一切代表黨和人民利益的領導人的威信。” 這一詞句，至今還保留在十九大通過的中共的新黨章里（2017年10月24日）。

這一防範和反對個人崇拜的努力，還反映在黨和國家最高領導人的任期上。比如，在國家主席的任期上，文革后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規定了”連續任職不得超過兩屆”。在中共黨內的總書記一職，也有成文的《黨章》第六章第三十八條的規定、即”黨的各級領導幹部的職務都不是終身的，都可以變動或解除。”另外還有不成文的中共最高領導人的任職”不得超過兩屆”的規定。在習近平以前的中共最高領導人，如江澤民和胡錦濤，都市基本上遵循了這一任期規定的。

然而，自2012年習近平上台以來，個人崇拜在中共黨內和中國社會大規模地回潮。習近平不僅打破了不成文的中共最高領導人的任職”不得超過兩屆”的規定，還在2018年悍然修改成文的《憲法》，使他成為沒有任期限制的國家主席。伴隨著對習個人肉麻吹捧不斷升級，他在中共二十大之前正式被中共冠于”人民領袖”的稱號，成為繼毛澤東以後唯一的偉大領袖。一個問題油然而生：文革結束不過四十多年、習近平執政不過十年，本人也不過是一個平庸之才，為什麼個人崇拜的回潮會如此迅猛？

一、何以鄧小平制定的國法黨規在個人崇拜回潮前一觸即潰？

個人崇拜是一種意識形態。因此我們可以首先從這一角度尋找問題的根源。至今為止，中共都認為個人崇拜的產生並不是共產主義理論體系的錯。中共的《憲法》和《黨章》都開明宗義地指出：馬列主義和毛澤東思想是中國和中共的指導意識形態。其實，這一理論體系本身在個人崇拜問題上是充滿了內在矛盾的，個人崇拜的發生正根植於此。馬克思和恩格斯從來沒有掌過權，因此他們對於這樣一個主要發生在共產黨掌權以後發生的問題並沒有太多的權威論述。但是，恩格斯關於膜拜革命權威的論述，實際上是為共產社會個人崇拜的基礎——暴力和權力崇拜開了先河。列寧是第一個掌過幾年權的共產黨領袖。他生前對於領袖、政黨、階級、群眾之間相互關係有過一個著名的論述，把恩格斯原來一般性的對革命和權力的寬泛的崇拜引向了領袖個人。換句話說，列寧提出了”一黨專政加領袖獨裁”的統治模式。當然列寧筆下的”領袖”可能還是一班人（政治局成員），但是毛澤東露骨地地解釋了這一班人之間的關係：”一個班必須崇拜班長，不崇拜不得了。 “於是，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意識形態下，常常會非常自然地走向對”一個領袖”的個人崇拜。

說來也是諷刺，一直反對毛崇拜的鄧小平對造成習近平現在個人崇拜現狀有過特殊的”貢獻”。其一是他提出了和個人崇拜自相矛盾的”核心論”。鄧小平在思想上一直是一個自相矛盾的實用主義者。一方面，他同意批判毛的個人崇拜和個人獨斷，要求集體領導。但另一方面他又決不放棄毛澤東思想的主導地位、自己也大搞個人獨裁。1989年六四事件后他選擇了江澤民當新的中共總書記時，提出了在集體領導中建立一個”核心”。而且這一”核心”必須要全黨來”要有意識地維護” 。這和他批毛時提倡的集體領導的觀念是自相矛盾的。任何政黨的領導核心是在它的政治活動中自然形成並選舉產生的的，絕不應當是人為製造的。鄧小平要中共領導層”有意識地維護一個核心”，其實是一種通過強制和宣傳來人為製造領導核心的行為，這就為毛澤東式的”班長崇拜”開了順理成章的先河。

其二，鄧小平所制定的一些中共反對個人崇拜的政策文件，對於如何具體的限制它的發生也大都自相矛盾和含糊不清的。如《關於黨內政治生活的若干準則》中曾明確指示：”在黨委會內，決定問題要嚴格遵守少數服從多數的原則。書記和委員不是上下級關係，書記是黨的委員會中平等的一員。書記或第一書記要善於集中大家的意見，不允許搞’一言堂’、家長制。” 這一黨規，把總書記放在集體領導中一個”召集人”的平等的位置，本來是反對個人崇拜很重要的一環，但不久便被鄧小平自己提出的”核心”論給推翻了。其結果只能有助於野心勃勃的總書記在”核心”和非核心之間建立”君臣關係”，根本無法根絕個人崇拜的發生。再如，《關於堅持”少宣傳個人”的幾個問題的指示》中指出”報紙上要少宣傳領導人個人的沒有重要意義的活動和講話” ，但是何為”少宣傳”何為”多宣傳”？何為”沒有重要意義的活動和講話”何為”有重要意義的活動和講話”？這些都因為沒有具體內容的規定而形同虛設。而只要認為宣傳黨的”核心”是完全必須和必要的，黨國的宣傳機器自然會製造出種種領袖崇拜的無恥神話來。

聯想到2021年11月中共政治局委員、天津市委書記李鴻忠刊發於《人民日報》的署名文章中竟然肉麻地對習核心表忠道：”……在思想上高度信賴核心、感情上衷心愛戴核心、政治上堅決維護核心、組織上自覺服從核心、行動上始終緊跟核心，一切行動聽從習近平總書記和黨中央的指揮”；”要把’兩個維護建築于……對黨的核心發自內心的敬仰、愛戴、忠誠、信賴、維護的深厚感情基礎上” 。這已經完全噁心到文革中林彪等人吹捧毛澤東的”四個偉大”和”三忠於四無限”的程度了。但追根溯源，始作俑者就是鄧小平的”核心”理論。

個人崇拜在一黨專政的共產國家裡本質上是一種權力崇拜。從上述從恩格斯、列寧到毛澤東和鄧小平的對革命權力的膜拜到領袖專政及核心論的提出，都不難推斷出在共產國家裡，有組織的領袖崇拜非但是一種政治活動的常態，還是無法根絕的痼疾。不管這一”核心”是天才還是庸才，也不管他是否有克里斯瑪（charisma）式的個人魅力，只要這個”核心”有強烈的個人慾望，共產黨的組織就會維護並抬高他的領袖地位，甚至不惜製造出種種”定於一尊”的神話來。從這一視角來看，個人崇拜不過是領袖崇拜的極端形式而已。

德國弗賴堡大學(University of Freiburg)中國歷史教授丹尼爾·利斯 (Daniel Leese) 在研究毛時代的個人崇拜時指出：”個人崇拜將主要被分析為權威主義政治的一種雙向交互，它既是（權威主體）為獲得政黨統一性而有意謀划的政治手段，又是一個’庇護者（崇拜客體）—— 被庇護者（崇拜主體）’這一關係無意間產生的結果。這樣一種關係尤其產生一個對官員升遷規則沒有明確定義的政治系統中。” 換句話說，在一個正常的類似民主社會的升遷制度被破壞殆盡的極權社會，中共各級官員為了獲得升遷並保住他們手中的權力，必然也只能通過對領袖的無原則的效忠和吹捧來達到。他們崇拜領袖，其實是崇拜領袖所代表的權力。

“習主席在緊要關頭挽救了黨，挽救了軍隊”，”習近平總書記具有馬克思主義政治家、思想家、理論家、戰略家的雄才大略”，”不愧為英明領袖，不愧為新時代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的總設計師”，”維護習近平核心地位是當代中國最大的政治、最重要的政治紀律和政治規矩、最重要的政治要求和政治原則、最重要的政治大局”。習近平思想是”指引和照亮中國實現兩個一百年奮鬥目標和民族復興的思想燈塔和精神北斗”。上述這些僅僅是國家領導人一級的高官對習近平公開無恥吹捧的一瞥。首先，最先賣力吹捧的人都是習近平的近臣，而且在發表此類言論前後，他們全都得到了破格提拔；此外，對這些堂而皇之地出現在中央一級報刊上的阿諛之詞以及自己的巨幅彩照，習近平全都欣然受之，沒有發出一丁點的批評聲音。

由此，對權力的崇拜還可以從崇拜客體、即領袖個人這一角度來做一些分析。在國際共運史上，個人崇拜歷來被提倡和接受它的共產領袖作為權力鬥爭中的最主要的政治工具。列寧死後，托洛斯基的威望為黨內最高。斯大林為了與他對抗，搞了一個聲勢浩大的”列寧崇拜”，並把自己精心打扮成列寧的最親密的戰友和好學生。搞倒托洛茨基后，他又明目張胆地大搞”斯大林崇拜”，並以此為武器搞掉了布哈林、季諾維耶夫等黨內的反對派，最終掌握了至高無上的權力，也把自己自我造神為最偉大的領袖和天才。毛澤東也是如此，他為了整肅在大躍進–大飢荒時期和他有不同意見的劉少奇等領導人，鼓勵和指使林彪等人從軍隊到中國社會大搞個人崇拜。在毛氏的造神運動初見成效之時，他就借其勢發動了文化大革命。和斯大林、毛澤東相比，習近平不過是一個既缺乏資歷又沒有才能的中庸之才，為什麼一上台就蓄意倡導、鼓勵、推動上面這些官員的政治投機的無恥吹捧呢？只有一種解釋：他本人對權力的崇拜和渴望：要想即刻獲得至高無上的權力，儘快樹立自己的絕對權威。他既可以把這些阿諛奉承變為黨規黨法來整肅反對派，也可以以此劃線來尋找和組合自己的追隨者，把任人唯親、結黨營私合法化。

最後，我們還可以從最廣泛的崇拜主體、即中國社會和民眾的角度來探尋一下，為什麼習近平的個人崇拜可以那麼快地回潮。鄧小平主持的中國上世紀八十年代開始的”改革開放”，其實是只有經濟上的開放而沒有政治上的改革。天安門城樓上還高掛著毛澤東的像，正標志著毛文革和毛崇拜非但沒有得到徹底的清算，實際上還沒有完全結束。習近平上台以後政治上向毛文革的大幅度倒退，倡導紅色基因，又把民眾對毛澤東的崇拜推向一個新的高潮。既然曾一度被否定的毛崇拜還大有市場，中國的民眾和社會又怎麼會特別抵制新的領袖崇拜呢？這裏的更重要的還是整個政治體制沒有改革。無論是人大代表，還是中共各級大會的代表和選出的委員，無一不是按毛時代的老方法選拔出來的”申紀蘭”式的人物。他們的肩膀上根本沒有長著自己的腦袋，在習近平指引的個人崇拜之路上走，當然是輕車熟路得很呢！

在中國個人崇拜復辟回潮的路徑中我們可以看到，這裏固然有部分民眾出於恐懼和被洗腦後的言不由衷，但是相當一部分人是樂意”被組織”和”被運動”到這一個人崇拜狂潮中去的。如果我們考慮到中國社會數千年的君主崇拜、皇權崇拜、聖人崇拜和暴力崇拜的傳統在中國人心中的無意識積淀，再加上現代的革命崇拜、民族主義、民粹主義的宣傳洗腦，而毛澤東的個人崇拜又從來沒有受到過深入地批判，也就會對相當一部分民眾對習近平崇拜的迅速接受和擁護並不驚訝了。美籍德裔心理分析學家弗洛姆在《逃避自由》一書中就指出，習慣被奴役的集權國家的民眾不習慣獨立和自由，有一種對強人領袖的心理依賴，並自然產生對他的崇拜。崇拜能夠同時滿足領袖和民眾的不同的心理需要。一方面，它可以使領袖增強自信力和權威感。另一方面，它可以使民眾自欺欺人地感到他們的個人崇拜是一種對民族偉大事業的參与。他們指望有天才領袖為他們指明方向，這樣他們就可以逃避自己做主並承擔風險的自由。

以上種種，大約可以對近年來中國大陸習近平引導的個人崇拜如此迅猛的回潮做一些粗淺的解釋。

二、中國夢還是領袖夢？從毛澤東、華國鋒到習近平的個人崇拜

毛澤東在上世紀五十年代，有過一個強國夢；習近平在本世紀第一個十年，提出了要實現他的”中國夢”。其實對這些中共獨裁者們來說，他們所做的夢，並不是一個國家民族的福祉夢，而是他們個人的領袖夢和帝王夢。然而，帝王統治需要有血緣的合法性，他們都不具有這樣的合法性。這樣，個人崇拜的合法性對他們來說就更加重要。個人崇拜是一個可以在很大程度上繞開體制的中介維繫，在領袖（統治者）和民眾（被統治者）之間直接建立忠誠關係的重要手段。毛澤東以他的”克里斯瑪”在文革中直接和民眾聯盟，號召對官僚體制的造反便是成功的一例。與毛澤東相比，習近平更缺乏”克里斯瑪”，更缺乏終身執政的自信，他也就更需要打造對他個人崇拜的種種神話。

可以肯定，中共的二十大將會把習近平作為繼毛澤東后的又一個”偉大領袖”和”習近平思想”寫入全會公報和新修改的黨章。那麼，習近平自導自演的個人崇拜的狂潮是否會就此告一段落呢？恰恰相反，每一次中共的全會，常常把個人崇拜推向新的高潮。毛澤東在文革中召開的九大，官方非但把對毛的個人崇拜推向了頂峰,還捎帶把林彪的接班人身份也寫入了黨章。中共十九大前後，官方對習近平的形象宣傳也達到文革以來的最高點，以”最高領袖”、”最高統帥”、”偉大統帥”、”總設計師”稱呼習近平，地位直逼擁有”四個偉大”的建國領袖毛澤東。

近來，網路上出現了種種習近平被中共元老集團政變趕下台的流言。這使我們不由想起了在毛澤東的”四個偉大”和習近平的”人民領袖”之間,還有過一個短暫的”英明領袖”——華國鋒。他在領導了1976年粉碎”四人幫”的政變以後，不過5-6年，便被鄧小平為首的中共元老派集團趕下了台。其罪名之一，便是搞了毛式的個人崇拜。為什麼當年華國鋒的個人崇拜沒有搞成，而習近平卻大功告成？其中一個重要的區別，無疑是當年有以鄧小平為首的”元老派集團”。近來，不少人因為對於習近平執政的不滿，也寄希望于中共有這樣一個”元老派集團”站出來搞政變，”軟禁”習近平、重新回到鄧小平的開放路線。但是這些朋友們忽略了一個基本的事實：目前的中共黨內，並不存在這樣一個可以制約習近平的”元老派集團”。文革結束后，華國鋒並不是鄧小平為首的中共”元老派集團”選擇的領袖，而是靠所謂粉碎”四人幫”的軍事政變上台的。而習近平在2012年的執政，是得到中共各派、包括所謂的”元老派集團”同意和支持上台的、他們很難再食言而肥。文革后的中共，包括華國鋒在內，都有糾正撥亂反正，在一定程度上涅盤重生的中興想法。習近平上台前後的中共，已經是一個腐朽不堪的百年老黨，根本不可能有再中興的可能。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時倒華的元老派最主要的三人：鄧小平是76歲、陳雲是75歲，而胡耀邦才65歲。為元老派掌握軍權的羅瑞卿也才74歲。而現在為人們籍以希望的所謂”元老派集團”里：宋平已經105歲，江澤民已經96歲，朱鎔基已經94歲，連溫家寶都已經80歲了！很難想象這個垂垂老矣、走路都困難的”元老派集團”還有政變的雄心壯志。更何況他們連一個連的兵力都不在手中，其中的好幾個人和他們的家屬，都還很深地捲入了極端腐敗的醜聞。他們和習近平之間，本來就有黑箱子里的權錢交易。個人和家族的利益所在，使這些”元老們”必然在習近平前面乖乖地認慫服軟。

這便是中共的現狀：一個平庸無知卻野心勃勃的領袖 VS 一個腐朽不堪、垂垂老矣的政黨。一個追逐前所未有的權力的新生獨裁者和一個腐敗到集體沉默的百年老黨同時存在。這一現狀非但決定了這個黨中興無望，還決定了這個庸才只要對前獨裁者邯鄲學步、東施效顰式的模仿，便可以成功地劫持整個黨、迅速成為其又一個”偉大領袖”，建立起相對穩固的獨裁統治。

一些文革著名研究者把習近平的倒退政策概括為”文革2.0″是很有道理的。從舉國學習”習近平思想”的熱潮中，我們不難想起文革中全民學習毛澤東思想、早請示、晚彙報的瘋狂。從習氏”定於一尊”和”不準妄議中央”的法規，我們很容易想起文革中嚴禁議論和攻擊無產階級司令部的《公安六條》。從習近平借大規模的反腐敗搞政治清洗，我們會自然聯想到毛澤東從”三反五反”到文革揪斗走資派的一系列政治運動。所不同的是：毛澤東時代被清洗的反對派除了政治路線思想上的不同，很難發掘出經濟上的犯罪來。因而被打倒幾年後，常常只能再平反復出。而習近平時代的被清洗的反對派，無一不極端腐敗。只要一抓一個準的經濟犯罪，就足以判處他們極刑，根本不用再羅列政治上的罪名。因而現下批判習近平搞政治清洗的說法是”選擇性地反腐敗”。意思當然是全黨包括了習近平自己和家族都有經濟腐敗問題，不過習搞得是”只許州官放火，不許百姓點燈”而已。

如果在大搞個人崇拜上把習近平和毛澤東做一比較，只需簡單地用兩個詞就夠了：更”皮厚心黑”。2008年8月，我在洛杉磯採訪一位原在福州市委工作過的辦公廳幹部時被告知：習近平在擔任福州市委副書記時，他去過習的書房。在那裡看到過習的藏書，其中有一本是蜀人李宗吾在民國初期所寫的《厚黑學》。此書研究掌權的權謀，認為大凡成功立世者必須要比別人皮更厚、心更黑。

習近平確實比毛澤東皮更厚、心更黑。儘管從革命資歷上習根本無法和毛相比，但就搞對自己的個人崇拜的速度上來說，習比毛要”短、平、快”得多。毛澤東從延安整風開始搞個人崇拜，到文革的巔峰歷時近30年，而習近平一上台便在中央成立十六、七個”中央文革”式的小組，並急吼吼地全部自任組長。在黨的歷次代表大會上，毛澤東雖然也接受了他的同事—如劉少奇、林彪、周恩來等人所做的政治報告中對他吹捧，但是他沒有公開的自吹自擂。相反，在迄今可查的中共中央的文件中，毛澤東曾有過多次制止或反對對他個人崇拜過頭的指示。如文革中對”毛主席像章”之風的制止和對”四個偉大”提法的糾正。當然，毛執政三十多年裡，毛縱容對他個人崇拜是絕對主流，否則不會發展到文革時登峰造極的程度。但他又時刻在防止它走火入魔。有時搞得太庸俗化了，他也會出來假惺惺地糾正一下。這似乎又使人把他當作一個謹慎而謙虛的領袖來崇拜。這方面習近平顯然顯得偏執和愚蠢得多，在他執政的十年內，他對任何無恥肉麻的吹捧從來是多多益善、照單全收，從來看不到毛澤東式的老練政客”糾正”，哪怕是出自於一種虛假的謙虛。

與毛大不同的是：習近平還常常在中共的代表大會上親自做重要報告，對自己進行厚顏的吹捧，以親自定下在黨章和憲法中對自己的歌功頌德。例如，中共的十九屆二中全會於2018年1月18日至19日在北京舉行。中央委員會總書記習近平作了重要講話並審議通過了《中共中央關於修改憲法部分內容的建議》。就是在這一建議中，取消了國家主席不得超過兩屆的任期規定，當上了終身主席。並且，憲法序言第七自然段中”在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鄧小平理論和’三個代表’重要思想指引下”後面，加上了”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習近平終於得到了和毛澤東比肩的地位！

李宗吾先生在他的《厚黑學》的自序中雲：”物以少見珍，最初民風渾樸，不厚不黑。忽有一人又黑又厚，眾人必為所制，而獨佔優勢。 “儘管在中共上層從沒有”民風渾樸”一說，但也不妨對習近平和他的兩個前任—江澤民和胡錦濤作一比較。雖然江、胡在學養才識上都超過習，但習近平”又黑又厚”的權力欲和領袖夢顯然大大超過了他的前任，最後”獨佔優勢”、”眾人必為所制”。平心而論，無論是江澤民還是胡錦濤對權力的野心遠不及習近平的膨脹和野望，因而他們都基本上遵守了鄧小平定下的總書記連任不超過兩屆的規定。這裏當然也有歷史的原因。比如江澤民執政期間，”太上皇”鄧小平還在世，他當然無法太過囂張地搞對自己的個人崇拜。胡錦濤接江澤民的班，但很長時間內沒有獲得”核心”稱號，連軍委主席都不是。他所代表的”團派”和以往多數執政的江派長期處於”九龍治水”的冷戰之中，當然也很困難專註于搞個人崇拜。

如果我們把習近平和華國鋒作一比較，習的權力欲的厚黑本質更暴露無遺。華在登上”黨主席”大寶前早已經當過幾十年的湖南省省委書記，抓農業生產一直有口皆碑。后被毛調到中央先後擔任公安部部長、國務院副總理、總理，黨的副主席。其黨內資歷不僅遠高於習近平，甚至和習仲勛相比也不遑多讓。而習近平完全是一個靠開後門、坐直升飛機上台的高幹子弟。毛死後，華國鋒領導葉劍英、汪東興等人一舉粉粹了”四人幫”，連後來推翻他的鄧-陳元老派，都不得不承認他此舉”挽救了黨，挽救了社會主義事業，黨和國家事業的發展翻開了新的一頁” 。華國鋒在毛逝世前就被毛選為接班人。當時毛指示要全黨多宣傳華國鋒。而據說華聽說后受寵若驚，主動要求限制宣傳。粉粹”四人幫”后，他接受了葉劍英、汪東興等人冠于的”英明領袖”的稱號，搞過個人崇拜。但是他在黨的會議上受到胡耀邦等人批評后，並沒有利用手中的權力，斥之為”妄議中央”、”尋釁滋事”而加以鎮壓，相反做了誠懇的自我批評。在華、習比較中，一個顯而易見的區別是：華國鋒從來沒有像習近平那樣對自己無恥的自吹自擂。當年毛澤東評價華國鋒”為人忠厚老實、不蠢、公道，” 並沒有看走眼，大體還是對的。而江澤民、曾慶紅等人當年把皮厚心黑的習近平誤以為是憨厚老實,實在是看走了眼。

三、習近平一定會把個人崇拜進行到底

以史為鑒，我們可以斷定習近平一定會把個人崇拜進行到底，還可以大致地預料習近平的個人崇拜在二十大后的發展和走向。

第一、習近平極可能進一步默認、慫恿並推動中國民間的個人崇拜的熱潮，籍以震懾中共黨內可能的反對勢力，進一步鞏固自己在黨內定於一尊的至高無上的權威地位。習近平執政以來，中國民間對他的毛式造神此起彼伏。以民間歌曲為例：”歌頌習近平的民間歌曲出現並在網路流傳。2013年習近平到慶豐包子鋪吃包子，民間作曲家吳頌今創作《包子鋪》稱讚’親民愛民的習大大，包子鋪一場巧遇，寒冬里溫暖了老百姓的心田’。2014年，歌曲《習大大愛著彭麻麻》在網路上出現官媒跟進報道，被納為’廣場舞’曲。其後出現系列吹捧歌頌習的歌曲，其中《東方又紅》模仿毛時代歌曲《東方紅》，凸顯’習近平繼承了毛澤東’。2016年，官方製作頌習歌《不知該怎麼稱呼你》。” 在二十大習近平還沒有獲得無限期連任之前，他對這些庸俗化的個人崇拜還只是默認和保持距離、或只是暗中慫恿，在他終於獲得終身皇位以後，很可能會無所顧忌地推動這一熱潮。西方心理學家在分析大搞個人崇拜的獨裁者人格和心理缺陷時指出:這是一種”自戀神經症” 。它表現為對權力的神經症：渴望支配他人的願望，盲目地偏執於強迫地、潛意識的、不由自主地去追求永遠不可能滿足的滿足。另一方面，西方心理學家也認為極端的個人崇拜正是崇拜領袖的民眾的自戀病態的反射。這裏，無論習近平還是中國社會中為數不少的個人崇拜的主體都病得不輕。中共的二十大以後一定會有”上有所好，下必甚焉”的大發展。

第二、習近平極可能以軍隊和教育作為他新的個人崇拜的重點。經歷過文革的人都不會忘記，1959年罷免彭德懷的廬山會議以後，毛澤東通過林彪在軍隊中首先開始了對他的個人崇拜。從文革前《毛主席語錄》的出版，活學活用毛主席著作運動的展開到文革中”三忠於四無限”的狂熱。個人崇拜完全把這支保衛黨國的軍隊完全變成了保衛毛澤東個人的御林軍。毛才有膽氣在1966年5月發動文革。並在文革發動前調動好幾個野戰軍圍住了北京，使他的反對派劉鄧等人只能乖乖就範。習近平上台以後，他雖然也順利地當上了軍委主席，並在軍內清洗了了郭伯雄、徐才厚等政敵，但離開通過個人崇拜的造神，把這支軍隊完全變為習氏的禁衛軍，還有不小的距離。習近平和他以前的領導人有一點大不相同，他非但要求全黨意識形態的忠誠，還多次提出”革命傳統教育要從娃娃抓起”的指示。從全中國高校數百個習近平思想研究的”國家社會科學基金”的研究項目的設立，到在習近平領導下教育部的多次修改中小學教科書，二十大以後習近平為建立自己的個人崇拜而進行的洗腦和造神工作一定在這個領域內”大興土木”。

第三、習近平極可能進一步利用各種形態的政治運動乃至發動戰爭來製造和鞏固他的永不滿足個人崇拜。從心理學的角度來看，”自戀”有時出自於”自卑”，自我造神其實出至於造神者內心的恐懼和不安全感。獨裁者的不安全感是一種病態人格，但任何獨裁者都是或多或少地多疑的。由於他們在自己的登基之路中運用了的眾多的陰謀詭計，推己及人，他們自然地防範著他人效法自己來顛覆他們手中的無上的權力。獨裁者力圖加強自己的權力而缺乏足夠的自信和智謀時，心胸狹隘的獨裁者便會把猜忌變為妄想和行動，殘忍的政治清洗或其他的政治運動便會發生。例如，最近在中國不斷發生”動態清零”其實並不是一種對流行病的控制，而是習近平在嘗試對中國社會的進一步的嚴密控制的新形式的政治運動。再如，最近習近平對原公安部部長孫立軍、傅政華等人的”政治團伙”的清洗，用的是”反政變”的名義而判刑非常之重。令人難以相信。另外，人到晚年的獨裁者的身體心理都會發生器質性的病變，使本來並不嚴重的多疑和妄想症日益加劇。他們首先不斷地妄想出種種不真實的”敵人”來，又運用他們手中不受限制的權力，進而採用極端的手段來清除假想的”敵人”。

這裏還要指出的是：習近平是一個守成代的獨裁者，和共產黨內開創代的梟雄們相比，嚴重缺乏第一代領袖從草莽起事到身經百戰而得天下的傳奇色彩。這些傳奇色彩對於斯大林、毛澤東、胡志明、鐵托等人的個人崇拜來說，比較容易自然地形成一種克里瑪斯式的魅力。習近平模仿毛澤東，無疑想成為中國的習澤東。但在毛澤東的革命經歷面前恐怕也只能自卑。

這一自卑可能會導致兩種結果。其一是中共的宣傳機器會無視常識地開足馬力造神，大力宣傳習在政治、經濟、外交、軍事、文學等方面的造詣，塑造習是一個有高瞻遠矚、才幹非凡和領導藝術、個性鮮明的世界新領袖。甚至在習近平在文革插隊落戶時的經歷中，也挖掘出”小梁河大學問”和”挑擔十里不換肩”這類的荒誕笑話來。這一類鬧劇式的個人崇拜，在國際共運史上也是有先例的。例如，推翻了赫魯曉夫的蘇聯黨魁勃列日涅夫，重新恢復了斯大林的個人崇拜傳統。他參加過衛國戰爭，獲得過4枚軍功勳章。但是登上大位之後，他被授予264種勳章，僅軍事勳章，就有60多枚。比衛國戰爭的立下大功的朱可夫元帥都要多出14枚！以致民間流傳這樣的政治笑話：”你聽說勃列日涅夫要動擴胸手術了嗎？他要做擴胸手術，好佩戴更多的勳章”。

如果說這種自卑導致的第一種結果還是鬧劇和喜劇性的，第二種結果就很可能是悲劇性的。習近平對毛澤東的模仿固然有東施效顰的可笑，但是如果他決定也建立自己的個人傳奇，就可能像悲劇轉換。例如。如果他學習毛澤東的好戰，斷然發動武力統一台灣的戰爭，把自己塑造成為超越毛澤東的，完成統一祖國大業的又一個超凡領袖，就會如同俄國的普丁模仿彼得大帝那樣，給整個民族和世界帶來極大的災難。當然，這也可能給習近平個人帶來拿破崙三世，即拿破崙皇帝的侄兒夏爾-路易-拿破崙·波拿巴的悲劇。作為拿破崙皇帝的侄兒，路易-拿破崙·波拿巴在掌權后解散議會，也當上了法國皇帝，並模仿拿破崙對外發動戰爭，後來在色當會戰中被普魯士軍隊俘虜，在歷史上留下了一個模仿者的笑柄。

在中國和世界的歷史上，大搞個人崇拜的獨裁者大都沒有好的下場，習近平要把個人崇拜進行到底，這個”底”也逃不出這一個概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