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楊崇誠
1958年春夏之間，東北空軍的154名“右派”軍官先後被集中到前所果樹農場，在農業工人們監督下“勞動鍛練”。名為“勞動鍛練”，實際與勞改相差無幾。在農場工人和果農們的監督下，不僅要干最重的活，而且精神上還要受折磨，甚至受迫害，淪落為賤民。
第一個懲罰措施是先從經濟待遇上給予打擊。
即根據每一名被迫害者馴服的程度，對其收入待遇給予不同的降級，對堅決申辯理由不服強加罪名者，定為“極右份子”，每月只給18元生活費，如王衍周、王玉林、楊崇誠等都是這樣，盧菊生甚至只給15元，而對一位“認罪態度好”的則只戴“右派”帽子，保持原工資60元。用這種辦法摧毀一些人獨立思考、堅持真理的意志。
勞動上高強度摧殘。
“右派”們當時都渴望早日摘帽，抱著通過勞動表現自己對黨忠誠的想法，從一投入農場就拚命幹活，人人爭先，勞動強度大大超過常人想像。
最嚴重的是飢餓。
在所謂的三年“自然災害”期間，“右派”們的糧食定量一降再降，每人每天8兩毛糧，再被伙房克扣，人人都陷入嚴重飢餓，還得應對沉重的強勞動，天天都在死亡線上掙扎。
冬天早晨6時起床，7時吃飯，一日兩餐，早飯5兩菜粥，晚飯3兩，社員每日3兩，領導就拿菠蘿葉粉來補飲食不足。菠蘿葉就是柞樹葉。農場組織“右派”上山採收。采葉隊伍的住地在秋皮溝，離採收地點有十多里路程，當時天寒地凍，大雪封山，環境極其惡劣。因為是吃的東西，質量要求很嚴，只准在樹上摘，不準在地下揀，日定額30斤，完不成定額，就得不到晚飯的飯票，對我們老右的要求更苛刻，缺半斤四兩都不行。早飯過後8時上班，每人背一個大花簍，踏著半尺深的積雪，向著十里之外的山區走去，到了採收的地點各自找地盤開始作業，天寒地凍，手腳凍得麻木不聽使喚，到了下午2點半就得下山，到集中地點驗收交貨，足30斤者發給晚餐票，不合格者，得不到飯票，這是當時最殘酷的處分。
難友李玉泉在回憶錄中寫道：“每當我忍飢挨凍往回走的時候，就想，這真不如進監獄，我寧願坐牢也不願‘勞動鍛練’，坐牢每頓還有一個窩窩頭，現在我比坐牢還苦。”
比肉體上的勞累、腹中的飢餓兩者更加殘酷的是精神上的折磨。
我們走到哪裡，背後總會有人指指點點，把我們視作魔鬼。在人前只有低頭認罪、老實幹活。而這仍不罷休，還玩出折磨我們的新花招。
還有從親情上的折磨。
反右之初就有多位軍官的未婚對象突然告吹，就是已經成家的，也要施加各種壓力傷害其感情。“文化大革命”中，對“右派”除揪斗陪斗外，又強迫家屬一律回原籍。
汪業祥1965年在林場時找到一個對象結婚，妻子被遣返還鄉，丈母娘家不能住，只能租一間小房，丟人丟到丈母娘家門口去了。妻子受的委屈和世俗的壓力無比沉重。許為南1962年已摘帽，被安置到綏中縣電影院當放映員。1970年夏天某日，雨後天晴，他正帶領著一群所謂有問題的人，在電影院清掃，搞衛生，一位領導把他找去教訓說：“……要有主人姿態，積極主動地去找工作，不能像現在這樣撥一撥動一動。”因回答的話不順這位領導心，就組織人對他進行批鬥，一連斗幾個晚上，說他沒有改造好，說這是場改造與反改造的鬥爭。不久又要給他重新戴上“右派”帽子，遣送到綏中農村繼續改造。因他妻子是臨時工身份的農村供銷合作社售貨員，可隨時辭退。他為了妻子的工作，更為了孩子的前途，便和妻子商定做出了最痛苦的抉擇──離婚，回原籍當了農民。
農場還利用一些人的人性弱點，以“靠近政府就是積極”為釣餌，唆使“右派”打“右派”。
王玉林1960年得了浮腫病。醫生給他開了證明建議到北京治療。場部書記佟慶學已批准，可是五隊書記就是頂著不準。王玉林無奈，為了活命，他還是回了北京，治療一個月又返回五隊，書記一夥憤恨他不馴服，就以“私自離隊”為借口開會整他。當夜，組織16名“右派”斗他，有兩名“右派”打他。
“右派”淪落為社會賤民，階級鬥爭的反面教員、活靶子。
每來運動就把“右派”揪出來斗。1968年8月“文革”高潮中，王玉林在黑山林場挨斗時，眾專政隊輪番用皮鞭木棍猛打，從下午2點多開打，他被打得皮開肉綻；一鞭梢抽到他太陽穴，登時昏死過去，又被棄置無人管，直到夜裡10點鐘才緩醒過來。有的“右派”在生命受到嚴重威脅下，難捨地離隊而去。如向同衡，原空軍第五速中教員，到二隊后很快適應勞動，但受不了飢餓，不久身體垮了，到1960年身患多種疾病，日漸消瘦，一日他說要外出看病，把行李捆好放在炕上，還把公家一把鐵鍬置於行李之上，匆匆去也，從此再也沒有回來。從農場逃走的還有梁啟儉、王兆彥、王錫山、季振均、姜鴻儒、傅喜堂、李森等一些人。
from 情系中華 – 澳洲新聞網 http://bit.ly/2GEQ1y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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