習近平的父親習仲勛文革時受到衝擊。（Public Domain）
筆者曾在今年初播出和刊登的《習近平欲把「十年文革浩劫」改為「十年艱辛探索」？》一文中分析和判斷說：既然當年毛澤東是靠一紙「歷史問題決議」奠定自己的核心地位，鄧小平又是靠一紙「歷史問題決議」開創了中共政權的「第二次歷史飛躍」，那麼已經把自己拔高為「新時代領路人」的習近平自然就有義務，有使命為他之前的「舊時代」做一歷史性的總結。所以筆者也認為今年內匆忙出台「習氏歷史問題決議」的可能性不大，但最終出台只是時間問題。既然鄧小平所做的第二份歷史問題決議是一份階段性的「歷史問題」的決議，即從時間角度只涵蓋第一份歷史決議產生之後—-即所謂「建國以後」，所以未來的習近平也東施效顰，搞出一份「關於改革開放以來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的可能性較大。如此一來，十一屆三中全會之前的所有內容，無論是毛澤東的大躍進和文革，還是華國鋒的「兩個凡是」都無需涉及。以習近平上台迄今五年多來的言論和行動為依據，但即使這樣，對黨的兩位「犯了錯誤」的總書記胡耀邦和趙紫陽的評價內容絕對是不可能迴避的。相信未來肯定會出台的「習氏歷史問題決議」中，一定會會「旗幟鮮明」地把改革開放和八九鎮壓並列為鄧小平為中共政權所立下的最重要的兩大功績！當然，利令智昏的習近平直接搞出一份「關於建黨以來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的可能性也不是沒有。如果是這樣，那麼僅從重評文革的角度，習近平真是有可能把對文革的貶義評價「十年文革浩劫」改為中性的甚若是肯定性的評價，比如「十年艱辛探索」之類的說法。
果不其然，雖然習近平版「歷史問題決議」還沒有出台，但習近平版「歷史教科書」已經把原先教科書當中的有關「文革」的專門的一章「文化大革命的十年」縮水為新教科書6段話，放在題為「艱辛探索與建設成就」的一章中。
數日前自由亞洲播出和刊登和《中共修改中學歷史教科書 緣從何來？》一文，介紹了今年9月9日，是毛澤東去世42周年忌日，中國網民赫然發現，中國八年級歷史教科書下冊正式出版，毛澤東再度成為一個沒有錯誤的偉大領袖……。
此前的相關內容是：「20世紀60年代，毛澤東錯誤地認為，黨中央出了修正主義，黨和國家面臨著資本主義復辟的危險。為了防止資本主義復辟，他決定發動『文化大革命。』」
此段如今被修改為：「人世間沒有一帆風順的事業，世界歷史總是在跌宕起伏的曲折過程中前進的。」「20世紀60年代中期，毛澤東認為黨和國家面臨著資本主義復辟的危險。為此，他強調『以階級鬥爭為綱』，想通過發動『文化大革命』來防止資本主義復辟。1966年夏，『文化大革命』全面發動起來。」
自由亞洲《中共修改中學歷史教科書 緣從何來？》一文中說：令許多觀察家和中國公眾感到不安的是，在文革期間長大成年的習近平，似乎對文革情有獨鍾。
一個多月前筆者在本專欄的《讚美文革是向總書記政治看齊的自覺表現！》一文中引述北美《世界日報》的社論內容：特別是習近平上任後。雖然中共中央沒有否定1981年中共十一屆六中全會「關於建國以來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但習近平對中共「前後兩個30年不能互相否定」之說，為另類解釋「決議」提供了廣闊空間。習近平將文革等災難稱為「探索性的失誤」，言下之意，那不是制度問題，只是政策失誤而已。
筆者當時的結論是：「上有鍾情，下有土壤」，一語中的，標題即是社論主題的簡練而又精確的概括！所以，李彬讚美文革的文章也好，演講也好，都是在與習近平總書記政治上保持高度一致而已！
按照美國紐約城市大學政治學教授夏明先生的分析：從習近平和他周邊高級顧問的視角來看，他們是在用他們所最熟悉的話語和思維方式，來看中國的歷史和未來。而這些人最大的悲劇就在於，他們整個思想的形成期是中國歷史上最黑暗、最貧乏也是最野蠻的時期。
「他們基本上都出生在50年代，這批人的意識、思維和世界觀，一方面反映出有一種斯德哥爾摩綜合症，也就是他受了迫害成了時代的一個犧牲品，可是他只能理解那個時代他的生命的意義，只能在那個時代的框架下，來解釋他生存的價值。所以他對那個時代的荒誕，反而有一種依戀。因此他表現出的任何行為和思想，只能是那個時代的結果，而不能超越那個時代。就像馬克思講的，我們可以改造歷史，但我們不能脫離現狀來改造歷史。就像我們不能拔著自己的頭髮超越地球一樣。其實習近平和他周邊的這些人，就反映出了這樣一個歷史的悲劇。」
正如夏明教授所分析的那樣，最早慫恿習近平為「文革」翻案，第一個把毛澤東發動的「文革」粉飾為「艱辛探索」的「習近平周邊的高級顧問」，前中國社會科學常務副院長、黨組副書記李慎明就在他的《 說毛澤東時期一無是處 不是糊塗就是別有用心》一文中寫道：「筆者在20世紀60年代的三年困難時期，就曾吃過草籽和榆樹皮等，但筆者認為，我們審視歷史，決不能簡單地站在個人得失立場，必須跳出個人局限，站在人民和歷史乃至站在全人類文明進步的角度去觀察問題，方可能得到事物的真諦與本質。不能在毛澤東時代自己曾經餓過幾天肚子，過了幾年窮日子，就把新中國成立後毛澤東時期前27年的艱辛奮鬥與後30多年的改革開放割裂甚至對立起來……」
前上海財經大學教授、普林斯頓高研院訪問學者裴毅然在接受記者採訪時發表觀點說：中共修改歷史教科書，淡化文革災難的目的在於將中共的邪惡歷史打造成「偉光正」，用於欺騙年青的中國人。習近平雖然在文革中曾遭受迫害，但文革的毒素已經侵入他的血脈，使他成為毛澤東的紅衛兵。
一位叫朱仕強的網友在此份採訪報道的後面跟帖說：「後面都是上海幫王滬寧師爺的壞主意，只許他家上海人悶聲發大財，其他人回去過文革苦日子，全黨９５％答應嗎？」
其實，王滬寧雖然至今仍然還是習近平的首席「高級顧問」，但說服習近平一上台就為「文革」翻案，為毛澤東「恢複名譽」，幫助習近平完成兩個三十年不能相互否定之「理論」的恰恰不是王滬寧，而是當年由王震正師級少將秘書轉任社會科學院副院長的李慎明。
事件的起因是習近平被江澤民和胡錦濤等人安排進入政治局常委等待接班的前一年，2011年年底，李慎明先在《馬克思主義研究》發表了上《毛澤東關於保持黨和政府永不變質戰略思想產生的淵源、發展脈絡及相關思考》，題目太長，之後發表在其他媒體時改成《文化大革命與永不變質戰略思想的起源》。文中的「精華」內容主要是：毛澤東對黨和政權有可能改變顏色的擔心並非沒有道理，我們黨在改革開放的實踐中也在逐漸加深對此問題的認識；毛澤東擔心社會主義國家黨和政權變質並可能導致亡黨亡國悲劇的思想已經在蘇東得到驗證，這提醒我們有必要高度重視抵禦西方和平演變的圖謀、防止黨和政權變質；關於保持黨和政權永不變質的戰略思想為指導我們黨、軍隊和國家取得革命、建設和改革開放的輝煌成就建立了永遠不可磨滅的功勛……
李慎明文章中的原話是：「（毛澤東為發動『文革』）提出的理論觀點、採取的各種辦法與措施，應該說都是為推進保持黨和政權永不變質這一重大戰略進行曲折探索中的失誤。從一定意義上講，這也是為保持黨和政權永不變質的探索和實踐中付出的代價，是我們黨在探索和實踐中交納的『學費』，是我們黨擁有的另一種形式的很可寶貴的『財富』。那種認為『文化大革命』是『權力之爭』，是毛澤東『人品問題』的觀點是完全站不住腳的。毛澤東在早年就說過：『我覺得吾人惟有主義之爭，而無私人之爭，主義之爭，出於不得不爭，所爭者主義，非私人也……』。毛澤東一生中，有判斷和鬥爭的失誤，但都『無私人之爭』，而是『主義之爭』。毛澤東是人，而不是神，也有感情用事的時候。但作為一個個體來說，毛澤東的偉大讓我們世世代代崇敬；毛澤東不是神，但也絕不是普通的人，絕不是常人甚至是一般偉人所能企及的。我們黨和毛澤東個人所犯的錯誤，有的是在探索和認識真理的過程中很難避免的，有的屬於我們黨特別是毛澤東個人可以避免的失誤。對這些錯誤，我們一方面應引以為鑒、力戒重犯；另一方面，也不應過分苛求於領袖個人。世界上從來沒有不犯錯誤的人……」
對照一下習近平上台之後的一系列相關內容的講話就不難發現，李慎明的如上「論點」都已經成為習近平「新思想」中的一部分。
這位李慎明因為年齡原因已經不再繼續領導中國社會科學院，但退而不休，本月上旬還發表了「憶主席」的短文。有人認為中共教育部歷史教科書「修改小組」應該是由李慎明牽頭。而事實上無論李慎明是否直接出面，他的用毛澤東發動「文革」的偉大動機來掩蓋該運動災難結局的目的已經被教科書修改的直接執筆人用「客觀描述」的形式精準實現。
（文章只代表特約評論員個人的立場和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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